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共4卷，东汉班固撰。是中国汉代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文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班固等人根据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经学辩论的结果撰集而成，因辩论地点在白虎观而得名。
东汉年间，具有国学性质的经学日益繁琐支离，解释也越来越繁杂，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之学相互斗争。在这种背景下，汉章帝大会群儒，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希望能统一经说，为朝廷利用儒术施政提供理论依据。汉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会议结论作成《白虎议奏》，后再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内容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纲五常”，小者如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说明，成为封建统治的法典性著作。
《白虎通义》是自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经义的总汇，是汉章帝钦定的群经大义。在历史上，它彰显专制权威，以“法”的形式得以推广；在哲学上，它继承了董仲舒天人观念，以“礼”的思想自成体系；在宗教上，它宣扬神学思潮，以宗教思维影响社会信仰。同时，《白虎通义》也是当时儒学理论的最高体现，对后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介绍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宝鸡市）人。东汉大臣、史学家、文学家，与司马迁并称“班马”。
班固是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后归乡里。以父所撰《史记后传》叙事未详，乃潜心继续撰述力求精善。刘庄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人诬告私改作国史，下狱。其弟班超辩明其冤，出狱后被任为叶衍兰令史，奉命撰述东汉开国以来史事，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明帝复命他完成前所著书。他认为《史记》以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不妥，决心撰写起自刘知远、终于王莽共二百三十年事迹的《汉书》。汉章帝时，以文才深得器重，迁官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年），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命其记述其事，撰成《白虎通义》。刘肇永元元年（89年），随窦宪出击匈奴，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次年，行中郎将事。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他受牵连免官、被捕，死于狱中。
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修撰《汉书》，是“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作为经学理论家，所编《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将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撰写背景
在东汉前中期，是经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自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称为统治思想，儒学经典被抬到十分神圣的地位。经学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解经之书山积，经说派别林立，而说经之师遍及朝野。但是，在学术繁荣的同时，一方面，是经学日益走上了繁琐支离的道路，解释越来越繁杂，具体含义众说纷纭；另一方面，虽然经学的各种派别（如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神学以及他们内部众多的派别）都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为封建统治服务，但确有不少经说脱离了当时统治的需要；同时，各派间相互斗争，互相排斥、制约，也阻碍了学术本身的发展。因此，为了讨论五经的异同，确立它们共同的思想，建立一门统一的经学，以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东汉汉章帝召集白虎观会议，产生了这部《白虎通义》。
思想背景
从今文经自身发展的态势来看，今文经自身己不适应思想统治的需要。今文经的出现乃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后果，在这样的暴力焚毁之下，先秦原典文本严重流失，大多依靠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记忆,口头相传，到了汉代，这些口口相传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被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形成了所谓的“今文经”，成为朝廷的官方经学。然而今文经毕竟是来自老儒的记忆，其准确性和内容的完整性由此产生问题，再加上在叙述时难免惨杂个人的理解，发展到后来，章句庞杂繁琐，观点论述支离且主观，己不能起到凝聚思想和人心的作用，对封建君王的政治统治日益失去了指导作用。今经文自身作为官方经学己经逐渐失去其自身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同时，从反神学思潮日益发展来看，谶纬神学的至上地位岌岌可危。汉代神学以神学附会儒家经典，形成了封建统治者尊崇的谶纬神学。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开始对谶纬之学产生怀疑，这也是统治者亟需解决的问题。到了汉章帝时期，社会思想领域的问题己经日益严重并逐渐集中起来，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巩固儒学统治学派的地位，统治者需要从义理和哲学上对纖韩神学的合理性进行论证。
政治背景
秦朝以后，封建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到了汉代，土地兼并问题不断涌现，世家大族和庶族的区分日益明显，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西汉就己产生社会危机，土地兼并的恶劣景象更加发展，一些封建权贵、官僚大地主霸占了大批土地，加之边患连绵，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趋向紧张。东汉的统治阶层急需进一步加强思想的统治，化解阶级矛盾，稳定进步思想家们的斗争。于是，白虎观会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了。
成书过程
建初四年，汉章帝召集群儒，展开白虎观会议，参加会议的儒者有李育、魏应、杨终、淳于恭、于鸿、楼望、张酺、成封、鲁恭、桓郁、召驯、班固、贾逵等数十人。在白虎观议奏的参加者中，既有今文经学家，又有古文经学家。他们之间也有枝节问题上的争辩，但在以谶纬和儒家经典相附会这一点上完全一致。白虎观会议连续召开几个月，当时撰有《白虎议奏》与《白虎通德论》，后又命班固撰成《白虎通义》。《白虎议奏》亡于隋唐时期，《通德论》亦渐废不存，独《白虎通义》留存下来，不过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白虎议奏》实际就是《白虎通义》。
版本
《白虎通义》传本较多，现存《白虎通义》有清卢文弨校本，辑入《抱经堂丛书》，内附庄述祖所辑《白虎通阙文》及所撰《白虎通义考》、《四部丛刊》影印本等，今传本为元代大德年间刘世常所藏。
元大德本《白虎通义》
元大德本《白虎通义》又称无锡州学刻本，半叶九行，行十七字，现藏上海图书馆，所用为《中华再造善本》本。大德本成书年代较早，在文本上存在讹、脱、衍、倒等问题，形近而讹与音近而讹的情况亦多有之。
抱经堂本 《白虎通义》
抱经堂本《白虎通义》是清代学者卢文昭于乾隆甲辰（公元1784年）综合众本的校订本。乾隆四十九年作为《抱经堂丛书》之一种刊行。抱经堂本以唐宋类书、经史注疏及其他学术著作的征引作为他校材料，如《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十三经注疏》《通典》《史记》三家注、《文选》注、《文献通考》等，这些材料对《白虎通》的征引有数百条之多，对纠正《白虎通义》存在的衍、脱、讹等问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卢文弨以乾嘉考据学的眼光，对书中所保存的汉代经说进行调整，使得其中文字与元代以来流传的版本大为不同。
《秘书廿一种》本《白虎通》
这一版本的《白虎通义》由清人汪士汉编入丛书《秘书一种》中，在清代曾经多次刊印，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此版本使用的是《古今逸史》本版片，其中《白虎通义》将书前的两篇原序加以替换，同时又据他本将原版中的墨丁补足刻字。这一版本最晚在康熙七年开始刊印，当时版片就已经多有磨损，其间屡经修补，已渐失原貌。据后来所见汪氏新刻之康熙版判断，此本最后的刊印时间当不出康熙初年。
主要注疏
历代对《白虎通义》的注疏很多，卢文昭、庄述祖、孙诒让、陈立等人均对《白虎通义》进行过注疏。
庄述祖《白虎通义考》
庄述祖，清代江苏武进人，常州学派核心人物，其人精研训洁，长于考证，在对《白虎通义》系统研究后著《白虎通义考》一书。庄述祖认为《白虎通义》多杂谶纬：“是书之论郊祀、社稷、灵台、名堂、封禅、悉括诸侯，兼综图书，附世主之好。”《白虎通义考》论述了《白虎通义》的宗教化政治理论特质。
陈立《白虎通疏证》
《白虎通疏证》由清人陈立所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十二卷，对《白虎通》作了全面疏证，对庄述祖辑的七篇阙文也作了通释。陈立倾向于阐释今文经学思想，在《白虎通疏证》中也可以看出着重于阐释今文学的理论取向。《白虎通疏证》是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研究《白虎通义》的著作。
内容概要
《白虎通义》共十卷，四十三篇，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白虎通义》是集两汉今文经学大成之作，主要内容为记述白虎观会议关于经学之议论。全书采用条目体的形式，共汇集43条名词解释。其中有很多条目汇集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条目还并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王者不臣”条、“王霸”条等。《白虎通义》熔神学、经学为一炉，在董仲舒改造孔子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附加谶纬迷信的成分，把儒学改造为神学，把孔子改造为学者与教主的双重身份，把儒家著作改造为“圣经”，给孔孟传统增加了更多的神学内容。
卷一
《白虎通义》第一卷包含《爵》《号》《谥》三篇，是基于汉代“深察名号”观念下对政权统治者以及班爵制合法性的确认。《爵》篇认为，君主以天地为父母，因此爵位是“天子”，而五等爵位，正对应五行的设置。《号》篇认为，君主之号，有“表功明德，号令臣下”的作用，而三皇五帝、历代帝王，皆有自己的名号，既是上承天意合法统治，也是化成天下的必要需求。《谥》篇则通过对谥号规范的分析，认为“谥”以生前之爵与身后之谥相呼应，以达到“引烈行之迹，进劝成德”的作用。“爵”“号”“谥”贯穿了身前生后的始终，这三种名号的设置使得东汉政权合法性的证明更加完善。
卷二
这一卷包含《五祀》和《礼乐》两篇，主要探讨古代祭祀规范与仪则。《五祀》篇对传统的“五祀”进行解释，说明了五祀所代表的不同祭祀对象，并具体论述了祭祀的仪则，如由于主祭者的地位不同，用于祭祀的动物组合也不同，等等，并认为者祭祀的目的，是为了给天下百姓“求福报功”。《礼乐》篇提出，“乐”“礼”与“天”“地”相应，王者通过制定礼乐来“正民心”，以达到荡涤邪恶、防淫佚，节侈靡的作用。礼乐秉承天地之气，因而能“调和五声，以养万物”。除此之外，《礼乐》篇通过对“礼乐”的形而上阐释，完善了《白虎通义》的神学宇宙观，如提出宫、摘、角、征、羽的五声与土、金、木、火、水的五行相应，八音与八卦相应，等等。
卷三
第三卷包含《封公侯》《京师》《五行》三篇。这一卷从天人相与的角度，论述了从君主到公侯的政治体系。《封公侯》篇认为，王者立三公九卿，正如天有日月，地有山川。因此，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都是顺天而来。《京师》篇提出，王者居于中央，正如五行中最尊贵的土位于中央一样，天子之田方千里。《五行》篇具体论证了阴阳五行与人间事务间的关联，如阳唱阴和，男行女随；土在五行中为最尊；金、木、水、火、土、五行，与辛、酸、咸、苦、甘辽五味相对应；君主娶妻不娶同姓，是效法五行异类相生，等等。
卷四
第四卷包括《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致仕》《辟雍》《灾变》《耕桑》八篇。这一卷主要论述了王室礼制、祭祀、战争与生产活动，而这些仪轨规范以辟雍这一王室礼制建筑为重点。《白虎通义》认为，无论祭祀还是耕桑，都是以“行礼乐，宣德化”为最终目的的。即使战争，也是“戒非常，伐无道”，最终仍要落实到“尊聂氏宗祠，重社稷”上来。而辟雍之辟为言积，意为积天下之道德，雍之为言壅也，意为壅天下之残贼，正符合这一卷的本旨要归。
卷五
第五卷包含《封禅》《巡狩》《考黜》三篇。《白虎通义》认为，泰山是“万物所交代之处”，因此受命于天的君主应改制应天，功成封禅，方保天下太平。“巡狩”是指王者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因此，王者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计时月，都是为了保障百姓的安定。《考黜》篇讲了考黜诸侯的仪则，并以此作为王者“勉贤抑恶”的方法。
卷六
这一卷包含《王者不臣》《龟》《圣人》《八风》《摘贾》五篇内容。《王者不臣》认为，良好健康的君臣关系应是相对性、伦理性的，而非隶属性、功利性的关系。天子通过蓍龟的方法来卜，是出于对重大事件的重视，也是表示不独断专行。《圣人》篇认为，圣人是“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的神人，近乎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八风”对应八卦，顺应了万物生长、礼仪狱讼之理。
卷七
这一卷包括《文质》《三政》《三教》《三纲六纪》四篇。“三正”“三教”是以人间政治制度效法天、地、人的设置。《白虎通义》认为，夏人尚忠，商人尚敬王，周人尚文，而历史就在这三者间循环往复，在“一质一文”的圈子中演进。《三纲六纪》则是肯定了已有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的社会关系秩序。
卷八
第八卷包括《情性》《寿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时》《衣裳》《五刑》九篇内容。综合论述了阴阳五行与人类社会的对应关系，如人的性情分别对应阳与阴，而阳气者仁，阴气者贪，因此人同时具有“理”和“欲”的两重特性。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与五行相对应。人的“姓”是“禀天气所以生者”，而“名”则是“吐情自纪”，也对应了天理与人欲的范畴。《寿命》篇认为人有三命，分别是寿终正寝的“寿命”、获罪于天而死的“遭命”与因天灾人祸而亡的“随命”。“五经”与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相对应，“五刑”与五行相应，均是对阴阳五行具体落实到社会制度的反映。
卷九
第九卷包括《嫁娶》一篇，论证了“阳倡阴和，男行女随”的嫁娶义理。除此之外，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也对应了阳数奇，阴数偶的规律，男长女幼，对应了“阳舒阴促”的阴阳关系。
卷十
第十卷包括了《冕》《丧服》《崩》三篇，介绍了封建统治下的服饰规范。具体规范如“天子朱绋，诸侯赤绋”，上广一尺，下广二尺，效法“天一地二”、“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等等，确定了不同场合下的礼制规范。
主要思想
神学宇宙观
《白虎通义》利用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宇宙和文明的起源，根据《白虎通义》的世界观：先有“太初”，太初是“气之始”；次有“太始”，这是“形之始”；后有“太素”，这是“质之始”。至此，气、形、质都有了，于是天地剖判，万物化生，自然界就出现了。这时候，气之清者为“三光”、“五行”，五行相生相克，便有了人类文明。《白虎通义》认为，天是至高神，地是它的妻子，五行是天地生万物的材料，整个宇宙的发展过程都掌握在至高神手里。
天创造了人，人类文明也是对天的模仿。在人类社会中，王者是“天子”，爵有五等或三等是对“五行”或“三光”的模仿，君主和众多百姓是法“天有众星也”，王者赏赐先亲后疏，是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等等。总之，宗教事务政治化，政治事务宗教化，《白虎通》对朝廷的事务，大到刑与礼，小到吃饭，都作了“王者法天”、“天人合一”的神学解释。也正由于天人合一，人神一体，所以天与人就互相感应。君主如果做法有错，天就要用灾变来谴告；反之，君主若“承天统理”，各种“符瑞”就“应德而至”。
神道设教的政治取向
所谓神道设教，是指借助鬼神之道设立教化的学说，神道设教可以说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方法之一。《白虎通义》作为汉章帝制作汉礼的一份官方决议，自然承袭了周礼政教合一的传统，其内容亦充分体现了“神道设教”的鲜明特征。《辟雍篇》说道：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便是说明在国家宗教的重要场所，都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宗教精神与发挥着“神道设教”的政治功能。
性命论
《白虎通义》认为，人是天之所生，是“天之贵物”，而这种“贵”便体现在人与天结构上的相似性。具体说来，人性生于阳，有五：仁、义、礼、智、信，象五行；人情生于阴，有六：喜、怒、哀、乐、爱、恶，象六律。人性是善的，人情是恶的。用《白虎通义》原文的话说便是“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性情》）
《白虎通义》把人的寿命分为三种：寿命、遭命、随命，这三命都是天定的。所谓寿命，指自然老死，生命得以善终；遭命，指人们做了获罪于上天的恶事，上天使其遭受祸患，因此在正常寿命结束之前去世；随命，指上逢乱君，下遇灾变，不幸灭绝了性命。
神学知识论
《白虎通义》所讲的学，不是学习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而是学“圣人之道”。《白虎通义》认为，“圣人”是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能与天地鬼神交通的人。这远远超过了以往对于圣人的解释，圣人在《白虎通义》中已经接近神人了。那么学习的过程，具体来说，是将封建教条接受下来，当作“天理”。学道首先要尊师，师生关系是朋友关系，又是父子关系，又是君臣关系。由此可见，《白虎通义》首先对封建师生关系作了法典性解释。而后就可以学习五经了，《白虎通》把五经也神学化了。将五经与五常对应起来，《乐》、《书》、《礼》、《易》、《诗》分别对应仁、义、礼、智、信，而人之所以有学习五经的能力，源于人情有五性，是有学习五常的基础的。至此，《白虎通义》的神学知识论便系统化了：圣人是天的代言人，也是学习的最终目标，《五经》也就成为了沟通天人的教科书。
“三统”说
三统说是对东汉政权合法性的确认，东汉的统治者不希望自己的政权是继承前人而来，而应该是“受命于天”。于是，三统说应运而生。所谓三统，是认为封建政权在三统间循环。三统与“三微”密切相关，简单来说，这实际上是说在一年季节的转换中，正月从哪一月算起，朔日（月初）从什么时辰算起，夏、商、周三代历法不同，夏朝以十三月为正月，这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其色皆黑”，所以叫“黑统”；商朝以十二月为正，这时“万物始芽而白”，所以是“白统”；周代以十一月为正，这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所以叫“赤统”。“三统”皆由天而生，三统如顺连环，周而复始，历史便这样循环下去。
五行说
《白虎通义》认为五行就是天的支配下，金木水火土五气的运行。对天而言，土是服从于天的，正如臣僚服从君主一样，但土对其他四行而言，又是最尊贵的，居于中央，不居于四方中任何一方，不属于四季中任何一季。五行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这一点在之前董仲舒已有说明，但董仲舒对相生相克的理由说明得不够充分，《白虎通》则从物理性的角度，具体阐述其相生的理由。比如，木性温，故能生火；火燃烧后成为尘土，故火生土等等。
《白虎通义》继承了董仲舒的观点，以社会伦理关系解释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肯定五行的运行及其关系具有伦理的性质和道德的目的。比如认为火是阳君之象，水是阴臣之象，水能覆火，是昏庸无道之君为群臣所胜，等等。
三纲六纪
所谓三纲，即为人所熟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实际上，“三纲”与“六纪”的提法在西汉时均已出现，“三纲”由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出，“六纪”由贾谊在《新书·激俗》中提出，《白虎通义》的贡献在于将“三纲”与“六纪”进行统合，并详细地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白虎通义》提出，大者为纲，小者为纪。在所有社会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妇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涵盖了政治、血缘、姻缘和交友关系，因此可以说，处理好三纲的关系，便能处理好六纪的关系。而三纲六纪都需要遵循尊卑贵贱的等级原则，《白虎通义》强调卑者对尊者的奉献与服从。同时，在三纲六纪之内，君、父之权相互交叉，正是东汉统治者所希冀的“君统”和“宗统”两个核心的统一。
《白虎通义》相关研究
《白虎通义》研究始于清代，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在考据与义字疏证方面予以研究，集中于《白虎通义》书名、作者，版本源流、文字等问题，代表者庄述祖、陈立、刘师培、孙诒让、金德建等。同时期对此书正名问题辩论激烈，庄述祖《白虎通义考》以为应正名为《白虎通义》，即现存《白虎通》，后孙诒让《白虎通义考》、刘师培《白虎通义源流考》均承袭此观点，但李贤注以为《白虎通》指称会议奏文，而《白虎通义》乃奏文全文一部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有关《白虎通》真伪在洪业《＜白虎通＞引得序》中受到质疑，认为其中掺杂后人编撰成分。本阶段研究着眼于文献考据，对细节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但缺乏基于文献基础上的理论性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此书的研究呈曲折发展之势，20世纪90年代前，学界对《白虎通义》的研究集中于对各类思想史、哲学史的特定章节分析，以批判为主。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将其定位为封建法典和宗教神学，该书所显示的是有神论的神学世界观和历史观；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指出书中“大部分都是复述董仲舒的基本观点和学说”。自1984年始，研究趋于多元化，同时台湾学者也开始关注其研究。台湾学者林丽雪通过详述“三纲”之内涵，认定《白虎通》真正意义为“定礼制，明人伦”，探明《白虎通义》所代表的汉代儒学精神实质。余敦康认为此书上承董仲舒思想实质，神学色彩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今古文、谶纬斗争融合的产物。上述两位学者均以汉代今古文经学斗争发展的角度考量此书，在《白虎通义》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20世纪90年代至今，《白虎通义》的研究者及研究论文数量有所增加，涌现出一系列学位论文及专著研究，更有诸多海外学者研究成果。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合理解释了书中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谶纬学说，将其试图包容一切的体系归结为儒者在建构儒家意识形态中的坚持与妥协。张广保在《中国经学思想史》中评价较为中肯，认为此书具有宪法性质，对经学实现由理论到实践，由理论体系到制度体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季乃礼从“三纲六纪”切入，将全书紧密联系社会实际，以点带面折射汉代经学通经致用特征，说明其中人伦关系与社会互动情况。
此外，外国学者也开展了对《白虎通义》的研究，如日本研究者井之口哲也《试论白虎观会议的意义》顺应田中麻纱巳与池田秀三的观点，将白虎观会议视为对东汉讲定五经同义的一次总结，以此为切入点，探讨白虎观会议及《白虎通义》的意义所在。
影响
《白虎通义》一书作为白虎观会议的结集，初步达到了“共正经义”的目的，总结性地化繁为简，兼采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之学三家的思想观点或说法，同时以封建政权为强有力的后盾将经学对社会及人的行为价值准则和内心信仰要求，“法”定为实际生活中社会发展和人类行为必须遵循的处世标准，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体现了东汉时期的哲学思想、社会主义和伦理思想。书中的这些思想观念，反映在现实中就是统治者对民众行为准则的界定，折射到后世即是在思想、政治、文化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
对汉代经义统一的影响
白虎观会议召开的目的之一是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神学三种经学流派的思想，而会议基本实现了这一目的，其结集《白虎通义》总结性地化繁为简兼采三家思想，但是并非三家思想占据相同篇幅。纵观全书，援引今文经文献最多，纬书文献次之，古文经文献最少，从统计数据可见，东汉时期今文经学仍占正统地位，谶纬神学已略成气候，而古文经学发展相对薄弱。
《白虎通义》在当时厘清了自汉武帝后如何统一经义以及谁是经学正统的问题。书中大幅引用今文经学观点，虽然古文经学兴起对《白虎通义》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仍说明今文经学此时还是占据正统地位。纬书类文献也在书中大量被引用，体现了其已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达到重要地位。而相较于两者，古文经文献引用较少，发展相对薄弱。由此形成了经学与政治强有力的结合以及用神学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因此，《白虎通义》具有官方钦定的法典性质，经义统一后经学占统治地位的绝对优势较之前更加深厚，它迎合了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经学在与政治结合的过程中，影响力更加广阔，拥有了自身广阔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基础，与政治形成了强有力的结合，成为指导政治的理论基础，可以说经义思想广泛地渗透在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
对后世意识形态演变的影响
《白虎通义》的政治和伦理思想离不开“三纲六纪”这个社会准则，它要求在一定范围内有明确的等级尊卑秩序，“孝”以对家，“忠”以为国，以能够为整个封建政权统治社会服务，构建出能够被统治者所接受并始终朝着他们所希冀的方向发展的社会伦理秩序。
《白虎通义》中所阐论以“三纲六纪”为准则构成的社会秩序，是中国几千年来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它是历代王朝政权所共同倡导的社会准则，它约束着每个个体的行为方式，规定着如何在尊卑、上下、大小、贵贱的等级标准中展开个人生活。它不同于传统社会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秩序，更侧重于用伦理之情维系整个社会的发展，使封建宗法制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紧密相连。强调了君主、父亲、丈夫在封建社会伦理关系中的绝对权威，君权与父权构成了在封建社会中具有绝对权威的“君父大义”，“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从。”父子之间具有相互赡养的责任和义务，成为影响中国几千年来的孝道思想。夫妻关系中妇女的地位和活动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妇女地位只能根据其父其夫的社会地位而定，因此需要其从生至死都绝对地服从男性权利，剥夺了妇女独立的人格，其日常活动等个人主观意愿都要受到夫君的允许，这些都是对妇女的压制。“六纪”是在“三纲”确立明确的等级制度基础上，基于血缘和道德的纽带对人的行为规范进行约束和引导，这是其他制度理论所不能及的，有它的辅助，在道德的框架下各个社会群体获得了稳定和睦的族群关系，从而使封建社会的伦理秩序完整统一以实现国家自身的团结和谐成为可能。“三纲六纪”确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对王朝政权的政治统治起到了保护作用。
名言
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天地》）
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继周尚黑，制与夏同。三者如顺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返）本。（《三教》）
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性情》）
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性情》）
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三纲六纪》）
命有三科以记验，有寿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随命以应行。（《寿命》）
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内忠外敬文饰之。故三而备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三教》）
君父有节，臣子有义，然后四时和。四时和，然后万物生。（《礼乐》）
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圣人》）
评价
正面评价
清代陈立在《白虎通疏证》中写道：“因及汉儒说经师法，谓莫备于白虎通。”
清代经学家庄述祖评价《白虎通义》：“此儒林之渊源，策府之秘奥也。”
元刊《白虎通》作者：余谓是书韬晦于世，何止数百岁而已。一旦显于是邦。亦有数而然耶。
负面评价
汉代思想家王充对《白虎通义》中“天道福善而祸淫”的因果报应论进行了批判：“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王充认为，人生在世，性、命俱禀，无分先后，互不影响。
当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侯外庐曾这样评价《白虎通义》：“参与白虎观会议的“理论”学家们和西汉宣帝石渠阁集论的“理论”家一样，好像罗马末期的庸俗哲学家们，不是贪财营利的学究，便是投靠富豪之家的清客，甚至是皇帝宫中头号得宠的阴谋家。他们不是讲哲学，而是为统治阶级安排宗教、追寻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质的解放；或者是利用经义为汉制法的法学家们，他们为皇帝制出空前极无耻之能事的国家法（《白虎通义》）来。”
当代著名学者孙叔平在《中国哲学史稿》中提到：“《白虎通》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它清清楚楚地表明：地主阶级当权派已经完全失掉了先秦时代的革新精神，而乞灵于对天神的封建迷信。……《白虎通》把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说成了合乎天意的、永恒的自然关系。”
当代著名学者在《中国哲学八章》中提任继愈到：“《白虎通》借孔子的口，宣传适合汉代统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董仲舒和《白虎通》的神学目的论是一种比较粗糙的宗教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