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帝灭佛
北宇文邕灭佛，即建德毁佛，是三武灭佛之一，指的是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武帝建德年间，在经过多次辩论之后，周武帝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下令在当时佛教盛行的北周罢斥佛教，从而在全境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佛像全都被毁，寺庙被收为国有，寺僧均被勒令还俗。
简介
宇文邕即位之初，循例事佛，但更重视儒学。天和二年（567年）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国库收入骤减，还俗沙门改宗道教的卫元嵩上书请删寺减僧，此论深合帝心。
武帝为制造舆论，从天和至建德年间（566年－578年），曾七次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等辩论儒释道三教先后；甄鸾、道安等屡上书驳斥道教，纷纭不息。天和三年，武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亲讲《礼记》，欲以儒术治天下。
建德三年（574）五月，宇文邕下令“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同时，还下令“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场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反佛道行动由此展开。
在灭佛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压力和阻力可想而知，贵族信佛的人不在少数，平民虽然没有地位，但是愤怒的情绪却在积蓄。当年六月，设置通道观，选佛、道名士120人，普着衣冠，为“通道观学士”，并置官吏统管。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宇文邕入邺城遗址，在原齐境内推行禁佛之令，沙门慧远与帝争论不果。禁佛后，北方寺像几乎灭绝，僧众多逃奔江南。武帝死后，汉宣帝、宇文阐先后继位，佛法又兴。
背景
自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镇压汉族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他们都极力利用佛教和道教，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因此，佛、道二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市（今洛阳市东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龟元年（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至东魏末年，略而计之，全境有寺三万有余，僧尼达二百万。道教在北魏、东魏时也很受朝廷的重视，并有很大的发展，然而道观、道士之教远不及佛寺、僧尼。
北齐时，首都邺城遗址（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据《历代三宝记》记载：城内有寺院4000所，僧尼共8万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数不减东魏末年。由于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种优越条件，东魏、北齐时出现的许多名僧，如慧光大师，在东魏时任都统，北齐时为国统，是地论学派南派（邺都）的开创者，也是四分律宗的祖师。慧文，是天台宗之祖。慧可，他继承和发展菩提达摩的禅学思想，被尊为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禅宗的第二祖师。至隋唐，慧光、慧文、慧可的佛学思想，最后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华严宗、天台宗、禅宗。
原因
刘彻灭佛之根源在於武帝视佛道为虚妄，其组织不纳赋税虚耗国力，欲重振儒家传统，方便其励精图治之意图。
影响财政
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政府的税收与徭役、兵役，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展。佛教“捐六亲，舍礼义”，僧尼不织不耕，毋须徭役，更有奸徒借佛事聚歛，受人指责。僧徒滥杂，寺庙多币，蛊害百姓社会。虽然佛教、道教都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这么多的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寺院、道观地主不但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地主发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士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基於国计经济原因，北齐文帝，北周太祖李渊皆有汰僧尼之诏，拓跋焘乃发现长安寺中藏有富人所寄赃物万计才下决心灭佛以增国家财富，宇文邕，李炎亦以经济理由下诏灭佛。
政治
沙门慧思谋反，太和五年沙门法秀谋反。皆须用兵讨平。如拓跋宏延兴三年，奸人亦有匿於僧法之下，图谋造反。刘昼称“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陁谓佛教是“胡妖乱华。”
僧尼不臣於君，破坏君臣之份，无忠君之心，必促国祸。
民族
基於华夷之辨而排佛，中国有深厚之文化传统及特色，部份人以为华夏文化较印度夷狄者为优，佛徒服饰又与中国不同，故力加排斥。信道者排斥佛教亦基於华夷之辨，因道教源出本土，灭佛存道，理由堂而皇之。
《北齐书·樊逊传》：天保五年（554年）高洋询问对佛教道教的意见时，逊答道：道教之“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末叶已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糜子。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宁有改形易貌，有异生人，恣情放纵，还同俗物？”他称僧、尼、道为“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
伦理
佛徒遗弃两亲弃绝孝道。指佛徒削发伤身，又有使民族有灭绝之罪，且如子弟较长辈早出家，又有长辈拜后辈之非，於礼不合。
三教定位
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帝本信道教，兼奉佛说，唯却深信治国须用儒术。据《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言：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卫元嵩上书说：“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他的意见深受宇文邕的赞赏。嵩与道士张宾相结，二人俱善术数，大受帝信任，道士张宾也上书请求废除佛教。
建德元年（572年）宇文邕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讨论三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可是，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护，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鸾等上书诋毁道教，因此，虽经多次讨论，三教未能定位。
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进行辩论，始定出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僧猛、静蔼、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排斥道教，又使这次的位次未能付诸实现。
灭佛
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宇文邕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智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更抵触武帝之短。武帝这次原来只想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弯、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六月，刘彻又下诏立通道观。使“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通道观的学士共120人，都是儒、道、佛的名流。他们的任务是研究三教的哲理，探讨宏深的“至道”和幽玄的“理极”，并达到弥合三教的分歧，使“争驱靡息”的目的。
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宇文邕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佛的原因与意义，与会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无心信佛。他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于是，整个中国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绝了。
周武帝这次灭佛比较彻底。据《房录》卷11记载：其时“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共40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300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灭佛其根源在胡汉之争。丞相崔浩好道教，又好”五德终始〃之说，想导拓跋焘承”古圣王之正统〃，故极力主张排斥外来之佛教，太武帝亦有华化之思想，图继统中华，复加上经济受佛教影响太大，遂借盖吴之乱中长安佛寺不法事，下令灭佛。此为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灭佛事件。
周武帝灭佛，目的虽然和魏太武帝灭佛一样，都是为了扩大财源，巩固政权，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这次灭佛，是经过多次辩论之后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准备。第二，这次没有采取坑杀僧、尼、道士和捣毁寺、观的作法，而是将寺、观赐给王公，让僧尼等还为编户。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送到通道观进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职，如以昙为光禄大夫，法智为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郡从事，等等。总之，方式方法比较温和。
成果
这次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遂使生产日益发展，“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从而，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通道观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为建立以儒家为治国之本，辅以道、佛的三教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服务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影响
刘彻这次灭佛较为彻底，华北佛教势力为此几乎禁绝，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南北朝时代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蓬勃发展的同时，造成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各大寺院积累了大量银钱、田地，逐渐形成与朝廷分庭抗议的新政治力量。出家人依仗寺庙的权势胡作非为，苛扣农民，不受平常法规约束。大量土地和税捐被宗教组织控制，严重侵蚀国力。
经过灭佛运动，一方面迫使源自印度佛教积极汉化，在儒教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出中土佛教，使原先以讲究因果报应和以寺庙财产为基础的早期佛教，转化为一种开放平和的教派，使得佛教在中国得到新生，发展转变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干预政治力的大宗教。北周武帝灭佛运动还确立了沙门必须尊重皇权的政治原则，断绝了寺院与政府分权抗仪，发展成为政教合一政权的可能，确立了中国皇朝政教分离的传统。
主要人物
宇文邕(543—578)，汉化鲜卑人，小字弥罗突，公元560—578年在位。代郡武川（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西）人。宇文泰第四子。曾用年号：保定市（561-565）；天和（566—572三月）；建德（572年三月-578年三月）；宣政（578年三月-十二）。谥号：高宗；庙号：高祖；安葬地：明孝陵。
武成二年（560），权臣宇文护毒死刘庄宇文毓，护立时为大司空、鲁国公的宇文邕为帝。仍掌朝政。天和七年(572)，宇文诛杀宇文护，始亲自处理国务建德二年，宇文邕确决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次之，佛教最后。次年禁佛、道二教，沙门、道士并还俗，为历史上三武灭佛之一。使寺院占有的大量人口开始向国家纳税服役。建德四年，他独与齐王宇文宪等少数人策划，力排众议，决定伐齐并亲自统军围攻金城(今洛阳市)，因病还师。次年又率大军伐齐，几路并进，攻克尧都区(今临汾市)。围太原市（今山西太原西南）时军事失利，自己仅得免。其后听从宇文忻“死中求生，败中取胜”的建议，终于攻克晋阳。六年，入邺，灭北齐。从此拥有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宇文邕生活俭朴，诸事希求超越古人，对宇文护及北齐所修过于华丽的宫殿一律焚毁，对下严酷少恩，但果断明决，耐劳苦，征伐时躬亲行阵，得士卒死力。齐境有北魏所俘河西人世为厮役的杂户，周境有从东魏及南梁江陵俘虏的良人没为奴婢，他都豁免为良人。突厥强盛，目北齐、北周为在南两儿。宇文邕不得不娶突厥公主为后，灭齐之后，宣政元年(578)宇文邕率军分五道伐突厥，未成行而病死。其长子宇文赟即位。不久让位于子宇文阐。又两三年，杨坚逼阐禅让，篡周，建立隋朝。
事件分析
周武帝灭佛之原因有：僧徒滥杂，寺庙多币，蛊害百姓社会；尊崇儒家。刘宗义熙末年，社会目沙门为五横之一，佛徒侵占农田，不劳而获，又可逃避租税力役。北魏末年，佛徒人数有二百万，寺院三万余所，占北魏人口十五份一。宇文邕亲政后第二年，关中荒旱，命当户拿口粮出来卖，而寺僧却借荒年放高利贷。奸人亦有匿於僧法之下，图谋造反。如拓跋宏延兴三年。
沙门慧思谋反；又如太和五年沙门法秀谋反.皆须用兵讨平。周武惩於前事，遂有灭佛之心。帝本信道教，兼奉佛说，唯却深信治国须用儒术.时有还俗僧人卫元嵩者力说武帝建立一理想之地上王国，代替天上之佛国。嵩与道士张宾相结，二人俱善术数，大受帝信任，武帝於是数次召集大臣，佛道讨论三教优劣。574年又诏佛道大集京师，帝亲临太极殿主持讨论。张宾与僧人智炫辩论落於下风，帝亲斥佛教不净，智炫反指道教更不净，更牴触武帝之短。武帝大怒，乃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由是道观寺院经像被毁，僧尼还俗，归於军民户。综观之，武帝灭佛之根源在於武帝视佛道为虚妄，其组织不纳赋税虚耗国力，欲重振儒家传统，方便其励精图治之意图。
唐中叶以后，诸帝大都信佛，李纯遣使赴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还京，更轰动朝野，瞻礼者万人空巷。惟唐自安史乱后，藩镇连年混战，均田制破坏，中央财政日匮，百姓之赋役相对加重，由是百姓借寺院以逃税者渐多。唐代寺院拥有大量土地，贵族扩充庄园，多与寺院僧人相结，如此则不利於国家经济收入。
武宗即位后即亲信道士赵归真，对佛及其余宗教皆颇有不满.此外，武宗亦欲借没收僧尼产业以裕国家财政.於是於会昌五年下诏禁道教以外的所有宗教，佛教首当其冲被禁.总计其时拆寺院四千六百余所，被迫还俗僧尼亦多达二十六万多人。
李炎灭佛时宰相李德裕出身北方经学世家，亦为灭佛之拥护者.故是次灭佛可算是儒道二教合力排斥其余各个外来宗教(是次并毁景教，琐罗亚斯德教与摩尼教)其后李忱立，又复佛法，杀道士刘玄靖等十多人，但刘彻前佛教的盛况终亦不可复见了。国史上除三武灭佛外，至五代十国柴荣，亦曾打击佛教，曾毁佛寺三万余所，故灭佛之举又有所谓“三武一宗”之说。
参考资料
周武帝灭佛：南北朝时期的兴佛运动严重影响国力.趣历史.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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