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
宋国（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86年），周代诸侯国，国君为子姓，曾以商丘、彭城为国都，国约800年。
西周初期，周公辅佐姬诵平定武庚叛乱，封帝辛庶兄微子于商朝的旧都商丘，宋国由此建立。微子启去世后，其弟宋微仲继位。宋微仲去世后，儿子宋公稽即位。春秋时期，宋国在宋戴公至宋桓公的统治下，在中原诸侯中颇有影响，但国内政局动荡，内乱不断。宋襄公至宋共公时期，中原诸侯大国争霸，宋襄公图霸受挫，宋国的政治影响力也由盛转衰。宋平公至宋景公阶段，晋、楚平分霸权，宋国在大臣华元和向戌的联络主持下，召开了两次“弭兵之会”，宋国政治影响力又开始增强，并出现了宋景公灭曹之举。
战国初期，宋国王室旁支戴氏代宋，史称戴氏之乱，宋桓公被宋剔成君取代。至宋康王戴偃时，宋国政治出现了一时的强盛，但维系时间不久，公元前286年，宋国发生内乱，齐、楚、魏三国趁机伐宋，杀宋王偃，三分其地，宋国灭亡。
宋国为商朝后裔，按照周代的规定，宋国为公爵国，受“世卿世禄”制影响，是春秋时中原主要的公族大国之一。宋国的官职亦可大致分为外朝官和内朝官两大系统。内朝处理的是“神事”“家事”，属于家族内部事务；外朝处理的是“民事”“官职”，属于公共行政事务。宋国还是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农业地区之一，且手工业发达。宋都睢阳（今属商丘市）是当时有名的手工业中心，其冶金、制革、漆器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处于领先地位。宋国的商业也非常繁荣，宋都睢阳城垣范围超过5千米，人口约10万，是宋国的政治、经济和商业交往的中心。此外，宋国继承了商朝文化传统，同时又间接地汲取了周文化的某些内涵，形成了宋国独特的地域文化。
国号的由来
宋之名究竟从何而来，《尚书》《史记》等书都没有说，后人考证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两种：
承袭商代“宋”之地名说
武丁的儿子子宋曾被分封在宋地，被称为“宋伯 ”。这与周人在武丁时接受商王的封号称“周顗”一样，说明宋在武丁时已是地名，并且为武丁之子子宋的封地。宋国所以名宋，是因“子宋”名宋，抑或因地名为宋，难下定断。不过按照惯例，称“子宋”为“宋伯”当与称“周侯”一样，周人既以周原得名，宋亦当以宋地得名。宋地在商丘市附近，或即为商丘。至微子受封时，因不得再以商为名，故称宋。
宋、商、商丘同名说
宋作为周初分封的主要诸侯国之一，在传承上与商朝存在着极大的历史渊源。《春秋释地》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县是也。”即从国名角度来说，宋与商两名相通，宋是商的别称。作为国名，宋、商互通于文献也屡有出现。
历史沿革
分封宋国
周初先后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分封，所封诸侯国数量很多，最重要的是卫、鲁、齐、宋、晋、燕等国。这些封国之君都是周王最亲信的人，他们统治着一些要害之地。宋国是帝辛庶兄微子的封国。微子，在商代时封国名微（今山东梁山西北），子为其姓，名为启。微子与箕子、比干被称为“殷之三仁”。商朝末期，帝辛为加强王权，对原有制度进行了剧烈的改革，引起商王朝旧贵族的反对。 微子与一些内、外服重臣组成反对纣王的团体，希望借助新崛起的周人制衡纣王，并与周人暗中结成联盟，在牧野之战中帮助周人打败了纣王。灭商后，微子被分封到宋，成为与被分封在商地的武庚成为相并立的政治实体， 殷遗民也被分别安置到两个政治实体当中，商人的势力被分散和消弱。在以后发生的三监之乱中，武庚积极参与并力图恢复商王朝的政权， 但微子宋国则保持了旁观，没有参与其中。周公东征之后，又对宋进行了重新分封，封于宋。 并将原属于武庚的祭祀权给予了宋； 另一方面这次重封也给予了微子大量人民， 使宋国成为商朝王朝正统 的承袭者。微子去世后，宋国按照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传统，其弟宋微仲继位。微仲去世后，儿子宋公稽即位，是为第一代宋公。
让国之乱
公元前729年，宋宣公按照兄终弟及的传统把君位让给了弟弟和，和多次谦让，最后才接受，即为穆公。穆公九年（公元前720年），和病重，顾及宣公舍弃太子与夷而把君位让给自己，想死后立与夷为国君。但大臣们都希望立公子冯。于是穆公派冯出使郑国并居住在那里。八月庚辰日，穆公去世，哥哥秦宣公的儿子与夷即位，是为殇公。卫公子州吁为了讨好宋国，便联合宋、卫、陈、蔡等国于前719年两次伐郑，图谋除去居于郑国的公子冯。郑庄公联合鲁、齐多次打败宋、卫等国。
华督之乱
公元前711年，大司马孔父嘉的美貌夫人外出，路遇太宰华督，华督看中嘉的夫人。华督贪图孔父妻，就让人在国中扬言说：“殇公即位十年，竟打了十一次大仗，百姓苦不堪言，这都是孔父的罪过，我要杀死孔父以安定人民。”华督杀死孔父，夺了他的妻子。殇公很生气，于是华督又杀死殇公，从郑国迎回郑穆公儿子冯并立他为君王，是为庄公。宋庄公元年，华督为相，自此宋国政权为华氏掌控达200年。
南宫万之乱
公元前692年，庄公去世，儿子湣公捷即位。十年（公元前682年）夏天，宋国讨伐鲁国，在乘丘作战，鲁国活捉了宋国将领南宫万宋人请求释放万，南宫万因此得以回归宋国。十一年（前681）秋天，湣公与南宫万出猎时作博戏，南宫万与湣公争道，湣公很生气，侮辱了他，说最初我很敬重你，但今天你只不过是鲁国的一个俘虏。南宫万痛恨湣公侮辱自己，于是抓起棋盘把湣公杀死。大夫仇牧听说这件事，带着武器来到公门。南宫万迎击仇牧，仇牧门齿碰到扉上死了。南宫万又杀死太宰华督，就改立宋前废公作国君。各位公子逃奔到萧邑，公子御说逃奔到。南宫万的弟弟南宫牛带领军队包围了亳。冬天，萧邑大夫和宋都逃来的公子们联合击杀了南宫牛，并杀死新立的国君公子游，而立湣公弟弟御说，是为桓公。南宫万逃奔到陈国。宋国派人贿赂了陈。陈国人巧使美人计用醇酒灌醉了南宫万，用皮革把他裹上，送回宋国。宋国人对南宫万施以醢刑。
襄公图霸
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重，太子宋襄公谦让自己的庶兄目夷继承君位。齐桓公虽然认为太子之意合乎道义，但最终未同意。651年春，桓公去世，太子兹甫即位，是为宋襄公。秦襄公让自己的哥哥目夷做宰相。桓公还未安葬，齐桓公就在葵丘会见各国诸侯，齐襄公前去赴会。
齐桓公卒前曾与管仲一起将太子嘱托于宋襄公。齐国在桓公卒后发生内乱，齐太子奔宋。前642年宋襄公率曹、卫、等国伐齐获得大胜，遂立齐太子为齐君齐孝公而还。雄心勃勃，欲为诸侯霸主。前639年，宋襄公与齐、楚为鹿上（今山东巨野西南）之盟。翌年，宋襄公伐郑。那时候，郑国是楚国的盟国。为了救郑国，楚国人攻打宋国。宋襄公没有听从大司马公孙固的劝告，与楚军在泓水（现在河南拓城以北的地方）交战。结果，宋襄公大腿受伤，军队也失败了。第二年，宋襄公就去世了。他企图称霸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继襄公之位的宋成公，虽然修复了宋与郑、楚的关系，但不他就背叛了楚国，转而亲近晋国。公元前633年，楚国、郑国等五个国家联合起来围攻宋国。宋国的公孙固赶到晋国，向晋国请求紧急援助，形成晋、楚城濮大战的导火线。宋成公、昭公、文公、嬴貑基本上是追随晋国而与楚争衡，但亦与楚保持关联。公元前589年，宋国的执政大臣华元参加了由楚国公子婴齐主导的蜀之盟。后来，华元利用他与晋、楚两国执政大臣关系，公元前579年促成了晋楚两国在宋国都城的西门之外举行盟会，这成为了两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起点。
弭兵之会
宋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主之间，为求生存，朝晋暮楚，饱受战争之苦，最有结束战争的愿望。公元前579年，邺战以后，宋国执政华元，利用自己与晋国执政卿栾书有交情，亦和楚国熊婴齐交好的双重关系，奔走于晋、楚两大国之间，撮合两国在宋都（今商丘市）西门外相会。双方订立盟约，晋、楚两国互不加兵，信使往来，互救危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这是第一次弭兵盟会。
华元所撮合的宋之盟虽然带来了短暂和平，但不久即被楚破坏。前573年，楚、郑伐宋，纳奔楚的宋桓之族鱼石等居于宋邑彭城（今江苏徐州），并给鱼石等三百乘的兵力以戍守。在宋的请求下，晋、卫、邾、齐等出兵于公元前572年围彭城，彭城降，晋将鱼石等人带走，才平息了这次事件。此后，宋多次参加以晋为首的会盟，为晋悼公的霸业积极奔走，宋也在晋的保护下免遭楚的侵伐。
公元前546年，宋左师向戌联络晋、楚、鲁、蔡、卫、郑、陈、许、曹等国在宋都蒙门之外会盟，即第二次弭兵之会。这次弭兵之会的气氛并不和谐，晋、楚双方都各怀鬼胎。赴会的楚人暗藏兵甲，在会上争先敌血，晋无力阻挡，只好让楚国主盟。会上达成协议：“晋、楚之从交相见。”即原先分别从属晋、楚的中小诸侯国，现在要同时负担向晋、楚两国朝贡的义务。
华、元之乱
宋元公时期，宋元公深感强宗大族对政权统治的威胁，开始对华、向之族存有戒心。华、向之族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准备在国君铲除其势力之前发动叛乱以保全家族。公元前522年夏天，华定、华亥、向宁三人首先向宋国的公室发起攻击，华亥假装生病，以此来引诱其他公子前来探病，杀害了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孙援、公孙丁，并劫持了宋元公。随后，双方互派人质，盟誓讲和。同年冬，宋元公在取得华氏宗主大司马华费遂的同意后，诛杀了人质华亥之子无戚、向宁之子罗、华定之子启，并攻打华氏、向氏。华定、华亥、向宁逃到陈国，华登逃到吴国。公元前521年夏，留居国内的华氏发生内讧。御士华多僚向元公诬告其兄长少司马华驱将要接应华亥等人返国作乱，于是元公与华费遂策划驱逐华驱。五月，华驱盛怒之下杀死华多僚，劫持其父华费遂，召回华亥、向宁发动叛乱。宋元公欲逃跑，被厨人劝止。齐将乌枝鸣重整军备，在新里（今河南开封东）击败了华氏的军队。十一月，晋、曹相继出兵救宋，联军连败华氏，被围困在南里，华登赴楚国求援，公元前520年二月，楚国派遣使臣向宋元公施压，迫其赦免华氏。华氏族流亡至楚，宋国这次内乱至此平息。
向魋之乱
公元前517年，许元公去世，儿子景公头曼即位。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00年），向魋宋景公庶母弟公子地之间因为几匹马的纠纷，成为引发宋国又一次内乱的导火线。公子地有四匹白马，向魋据为己有，宋景公设法把马染成红色送给了向魋。地非常生气，派人把向魅打了一顿并夺回马匹。公子辰劝公子地逃往国外，希望以此感化宋景公，舒缓兄弟间的矛盾。但是，公子地逃往陈国，宋景公没有挽留，公子辰为之求情，宋景公又不听，公子辰遂与公子仲佗、公子石彄逃奔到陈国。公元前499年春，景公母弟辰和仲佗、石彄、公子地进入萧地而叛乱。秋季，乐大心跟着叛乱。
桓魋长期专权跋扈，终使晋景公悔悟。公元前481年，景公欲通过母亲宴请向魋想将其除掉，但还没来得及行事，向魋已先阴谋害死景公，他请求用自己的意邑交换宋国祖庙所在地薄邑，以此试探景公。景公没答应，但仍顾其情面，给紊地增加了七个乡邑。向魋接受赏赐，并目请求设宴答谢景公，准备在宴会上谋害景公，景公识破其阴谋，抢先进攻向魋，向魋遂进人曹邑发动版乱。景公派左师向巢率军讨伐，向魅逃奔卫国，后又逃亡于齐、吴，最终卒于鲁郭门之外。
宋国灭亡
公元前453年，晋景公去世。宋公子特杀死太子即位，是为宋后昭公。宋昭公时期，宋国王室旁支戴氏代宋，史称戴氏之乱，宋桓公被宋剔成君取代。宋剔成君到宋君偃在位的时期，宋国曾经“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但终因国势渐衰而没有大的作为。在齐、楚诸大国争衡之时，宋欲采取“中立”态度，然终不免大国侵吞。宋的最后一位国君偃，在位的第11年自立为王，成为宋国历史上唯一的宋王。
宋康王年少即位，国政由太后与大尹戴不胜主持，戴不胜辅佐宋王偃推行王政。到了宋王偃统治的中晚期，宋国高层内部的权力之争变得日趋激烈，出现贤者被逐，小人当政的局面。于是，宋国的统治政策在唐鞅等人的撺掇下也发生了变化，宋王偃彻底废弃了仁政，转而实行专任刑杀的暴政。宋王偃的暴政，激起了诸侯的公愤，被诸侯冠以“桀宋”之称。于是在公元前 286 年，齐王与魏、楚伐宋，杀宋王偃，灭掉宋国并三分其地。
城市
都城
都城的名称和属地
宋与齐、鲁、卫、燕等诸侯国分封有国号有都城不同，只提及国号为“宋”，而没有都城的名称。《左传》中，宋国都城也没有明确所指，但根据一些史料综合分析，宋国都城名称当与宋国国名一样，同为“宋”。宋国都城名称为“宋”或“宋城”，其称谓同先秦时郑国的都城称郑城，韩国的都城称韩城市一样，因其初封时疆域较小而使其国名与都城名出现相同的情况。
《春秋释地》云: 宋、商、商丘市三地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即梁国睢阳县。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也说: “杜预《春秋释地》以商丘为梁国睢阳( 今河南归德府商丘县) 。又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其说是也。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现今商丘古城西南 1.5 公里处有子契台，亦名火神台、火星台，是阏伯观察大火星的地方，为大辰之墟，是国内唯一一处称为阏伯台的地方。宋城就在今阏伯台附近，这一点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阏伯台这块凸起之地就是“商丘市”，“商丘”接近宋都，所以宋国首都为今河南商丘。
宋都的布局
因宋都地处黄泛区，被黄河淤积深埋地下，一直不为后人所知。1996 年秋至 1997 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宋国故城进行了全面挖掘。
宋城外城平面呈平行四边形，西北角和东南角为钝角，西南角和东北角为锐角，城墙为夯土筑成。城墙底宽 25 米，顶宽 12—15 米，高 10 米。东城墙长2900 米，西城墙长 3010 米，南城墙长 3550 米，北城墙长 3252 米，周长 12985米，面积 10.2 平方公里。《左传》隐公元年载：卿大夫的都邑不超过“百雉”。“百雉”为诸侯国都的三分之一，则诸侯国都当为三百雉，一雉长三丈，即方 900 丈，180 丈为一里，则为方五里，约为今 3.2 平方公里。若以此核算，面积 10.2 平方公里的宋国首都远远超出周代的规定，宋都当为大城，并且越了周代王城的标准。
另外，宋国都城西城墙上探明城门 3 座，南城墙和北城墙各探明城门 1 座，全城共 5 座城门。据《左传》记载，宋都城之东门叫扬门，东北门叫蒙门，南门叫卢门，东南门叫泽门，西北门叫曹门，北门叫桐门，外城门叫桑林门。
其他城市
宋国的别都
宋国初封时都于宋城，即今之商丘市附近。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疆域的不断变化以及受当时政治形势和战争环境的影响，宋国的首都也几经迁徙，依时间先后，见于文献记载者主要有以下几个地方。
相，又称相子城，相城，今安徽淮北。宋共公为避水患自“宋城”( 汉之“睢阳”) 迁都于此。《水经·睢水注》: “相县，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泗水郡，汉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睢水又东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
曲棘，《春秋》昭公二十五年: “宋公佐卒于曲棘。”公元前 517 年，宋元公为被三桓驱逐的鲁昭公到晋国去求情，卒于曲棘。杜预注: “陈留外黄县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徐州市。今江苏徐州，战国时宋国都城东迁于此。《春秋》宋成公十八年( 前 576 年) : “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杜预注: “彭城，宋邑，今彭城县。”
主要城邑
疆域变迁
宋国在西周初封，经春秋战乱，至战国而亡，疆土面积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总的来说，宋国初封时面积较小，春秋时期疆域逐渐扩大。
西周初年宋国的疆域
周初大分封，微子作为商朝之王亲贵胄，被封在原商朝王畿之内。《尚书今古文注疏·微子》引郑玄注云：“微在圻内。”“圻”的本义是王、京畿，指首都周围千里之地。《周礼·地官司徒》载分封之制：“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宋国为殷商后裔的封国，周代给宋国以公爵的待遇，理论上宋国的疆域可达方五百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宋国作为殷商之余的封国，又受到武庚叛乱事件的影响，加之当时生产力水平和人口所限，决定了宋国城池建制及疆土面积不可能超越周礼所确定的规格。结合当时周王朝的有效统治区域，宋国和其他诸侯国一样，疆域都不会太大，当在方圆百里之内。宋国初封时的疆域，也就是今天的商丘市及其附近地区，大致范围为“西至宁陵县，东到夏邑县，北至曹县，南至柘城县一带”。
春秋时期宋国的疆域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礼制的破坏，各诸侯国不断发起兼并战争，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宋国经过长期的战争，灭掉了曹等周围小国，疆域面积一步步扩大，逐渐凸显出中原大国的地位。
对春秋宋国的疆域，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一》中说：“今自河南归德府以东至南直徐州境，皆宋分也。”“河南商丘市”是指清代的河南归德府，其辖域为“东至南直徐州府三百十里，南至南直毫州一百三十里，西至开封府三百五十里，西南至开封府陈州二百八十里，北至曹县一百四十里，东北至山东兖州府四百十七里”。据此，宋国的疆域主要在今天以商丘为中心的豫东大平原，后逐渐扩展到今天的安徽、江苏省北部和山东省西南部一带。
战国时期宋国的疆域
春秋战国之际，宋国在强大的魏国进逼下，失掉了西部大片土地。战国初期，宋国积贫积弱，逐渐丧失了诸侯大国的地位，疆域更加缩小。战国末期，在宋康王（宋康王）的经略下，宋国出现了复兴的景象。在军事上，宋国曾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并灭滕、伐薛，取淮北市之地，使宋的国境深入山东南部。此时宋国势力达到了开国以来的顶峰，疆域大大扩展，一跃成为五千乘的大国。但公元前 286 年宋国被齐、魏、楚三国所灭并瓜分。
政治
宋国爵位
武王克商后，为了稳固周政权和加强周人的统治，周初统治者实行分封同姓、异姓和先王之后为诸侯，达到“以藩屏周”的目的。与分封制同时推行的便是“王者制爵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五等爵制是周代主要实行于诸侯当中的一种区分诸侯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
宋国为商朝后裔，按照周代礼制的规定，宋国当称公爵。从文献记载来看，陈、杞、宋三国作为虞、夏、殷之后，被称为“三恪”，在周初地位崇高，皆可称“公”。但入春秋以后，陈降为侯爵，杞先降为侯再降为伯，复降为子。而宋国自受封立国至战国初期，宋国国君一直依周代礼制而称公，未有其他爵称。这一点也得到了金文资料的印证，宋国国君在金文中统一称“宋公”，如“宋元公”“宋公得”等，与《春秋》经传所载宋国国君之爵称完全一致。
按照五等爵的序列，宋国为公爵，地位当在其它诸侯之上。凡是大的盟会或征伐，除霸国、强国外，宋国一般都列在其它诸侯的前位和上位。如隐公八年：“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春秋》记载的都是诸侯的本爵，宋国以公爵排名于诸侯前列。齐、晋为侯爵而位列宋国之上，是因为两国曾先后受周天子册命为“侯伯”，为诸侯的霸主。
周代还根据爵秩的高低，实行与之相对应的班贡制度，即爵位越尊贵，向周天子缴纳的贡赋越重，对周天子的所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宋国为公爵，按周制本应也承担这些贡赋和责任，但由于宋国“先王之后”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与周王朝之间特殊的主客关系，而非君臣关系。
公族政治
公族是与国君有着亲密血缘关系的亲属称谓。此外，建立在“亲亲”基础上所表现出“尊尊”等级的周代礼法规范，又赋予了公族较强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进而成为与国家政治融为一体的特权贵族阶层。受“世卿世禄”制影响，这一阶层往往是世代把持国政，成为春秋时各诸侯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宋国便是春秋时中原主要的公族大国之一。
公族的分布及特点
宋国的公族分布较广，见于文献的主要有宋戴公之族、宋武公之族、宋宣公之族、穆公之族、庄公之族、桓公之族、宋襄公之族等公族，其中以戴族、桓族、庄族为大族。戴族主要有华氏、皇氏、乐氏、灵氏等支系，庄族主要有仲氏，桓族主要有鱼氏、何氏、荡氏、向氏等支系。在宋国六卿中，主要以戴、桓两族任卿者居多。
春秋时宋国的贵族中，公族占有 12 家，非公族仅占 4 家，公族势力占据了绝对优势。从执政人数上看，宋国 60位执政卿中公族占了 50 席，其中强宗华氏、乐氏、向氏占了 30 席，而华氏一族独占 14 席，可见宋国国政主要被公族所把持。另外，从公族存在的时间上看，宋国公族延续了九世以上的是华氏，一直延续到春秋末期；延续五至八世者为乐氏、仲姓、孔姓、向氏和鳞氏；延续三至四世者为皇氏、鱼氏、荡氏、褚氏和氏，充分体现了强宗大族“世卿世禄”的政治特点。
诸侯唯宋事其君
公族权力的不断膨胀直接削弱了公室的统治，权力的争斗使公室与公族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宋国发生的多起内乱就是由公族争权而起，因此宋昭公时曾有“去群公子”之举，并且宋国的多起弑君事件也与此有关。但是却没出现如“田氏代齐”“三家分晋”这样异姓篡权、江山改姓的现象。终春秋之世，宋国国君较其它诸侯仍掌握着较大的权力。因此宋国虽然内乱不断，但楚国太宰犯在评论宋国时说：“诸侯唯宋事其君。”宋国政治特点之一是六卿轮流执政，其做法一方面说明宋国公族间的政争比较激烈，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宋国公族间的权力分配比较均衡，春秋末期宋国“三族共政”的复杂政治格局对公族势力的发展与强大起到了有效的制约作用，对君权的相对稳固与增强也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
官制
从官职的执掌内容而言，宋国的官职亦可大致分为外朝官和内朝官两大系统。内朝处理的是“神事”“家事”，属于家族内部事务；外朝处理的是“民事”“官职”，属于公共行政事务。
外朝官
宋公室的外朝官包括卿官和卿以下的辅助官。据《左传》，宋国卿官设六人，称为“六卿”，即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虽然六卿的地位时有变化，但一般来说，在宋殇公之前，右师为执政卿，地位最高。在宋襄公时，左师居于右师之上。
宋国除六卿外，卿以下的外朝辅助官尚有很多，据不完全统计，有少司马、少司寇、少司徒、校正、工正、封人、褚师、府人、乡正、隧正、司里、郊保、帅甸、迹人、门尹、舆人、行人、人、舞师等。
内朝官
据不完全统计，宋公室的内朝官主要有大宰、少宰、司宫、巷伯、寺人、内师、御士、司星、宗、祝、门官等。
经济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时期，社会的科技水平和劳动力水平都取得了较大提高。农业上铁农具的较多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大片荒地得以开垦成为良田，农业产量大幅增长。工商业方面，“工商食官”的国家垄断局面逐渐打破，私人手工业和商品流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处于经济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的宋国，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繁荣，虽未身强国之列，但整个社会经济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农业
宋国地处黄淮平原土地肥沃，草木丰茂，河流纵横，湖泊遍布，加之温暖的气候环境，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宜于农牧业生产。此外，春秋战国时期，犁和锄等铁制农具以及牛耕已经应用于宋国的农业生产。拥有良好的耕种和生长环境，使大部分粮食作物已在宋地普遍种植，而且也出现了不少适于当地气候环境的其他物产。
宋国所在地属古豫州、州，谷宜五谷。根据文献记载，菽和稷是宋地最常见的两种农作物。桑、漆、、蒲等也是宋国较为普遍种植的作物。春秋战国时期，桑树在各国大量栽植，宋国更是桑林兴盛。宋国有著名的乐曲《桑林》和舞蹈《桑林》。宋国又有“桑林之门”“桑林”之社 ，也反映出当时宋国多桑林。此后，一直到清代，桑树都是故宋之地的主要林木。漆是指漆树，属落叶乔木，树皮内富含没药树，与空气接触后呈褐色，是一种天然涂料。漆，原作。根据战国时期宋国的漆树种植在诸侯各国是独具规模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 “周尝为蒙漆园吏。”宋国能有漆树种植园，并设专门的官吏进行管理，说明漆树是宋国特产，漆树种植面广。柘，即柘木。春秋时期柘树是一种制弓的上好稀有林木。前引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商丘地区的主要树木，柘就是其中之一。今柘城县历史悠久，以盛产柘桑而著称。柘桑为全国稀有树种，现在仍是柘城的著名特产之一。蒲，一种草本植物，叶长而尖，可编席、制扇。早在商代，宋国附近今商丘柘城一代就产蒲。
同周代列国一样，宋国的赋税也实行“什一”税。宋国还专门设置隧正管理赋税的征收。隧正为司徒属官，又称隧人，掌管郊野职官。
手工业
宋都商丘是当时有名的手工业中心，居住着金、革、木、漆、车等各种工匠，被称为“百工居肆”的城市。宋国并设有专门掌管百工之业的官吏，叫“工正”。宋国手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冶金业、制革业、纺织业、制陶业、玉器制作等几个方面：
冶金业
春秋战国之际，受战争因素的影响，青铜兵器的制造量和工艺水平都有较大提高。宋国出土的青铜兵器有“宋元公差戈”“宋公戈”和“宋昭公戈”，宋景公戈和昭公戈都使用了当时先进的错金技术，戈之铭文为精美的错金美术字。除兵器外，青铜礼器也是当时制作较多的器物。出土的宋国的青铜礼器主要有鼎、盘、提梁、等。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商丘市曾出土少量铁制农具，说明冶铁业在宋国也很发达。
制革业
古人制革的材料主要有牛皮、犀牛皮和皮三种。皮革的主要用途是制甲、制鼓，用于军事；另外也用于日常用品，主要有鞋、帽和服饰等。
制陶业
制陶为传统产业，出土的宋国陶器多为灰陶和红褐色陶器，纹饰有素面、绳纹和弦纹等。随着金属器具的广泛使用，陶器的烧制逐渐减少和没落，并逐渐向砖瓦器等建筑材料转向，商丘曾出土战国墓葬空心砖，纹饰美观大方，并绘有几何图案的纹饰。
纺织业
宋国境内的丝麻纺织历史悠久，丝织品种类丰富，宋国睢水、浍河之间的丝织品颇受欢迎。锦为主要丝织品，宋平公的夫人曾将锦与马赏赐给左师。睢县以锦闻名，陶以闻名，宋都以产缯闻名，并且历史悠久，汉初的灌婴曾是睢阳的贩缯者。除丝织品外，平民所穿的衣服称“短褐”，短褐为一种制作较粗糙的棉麻织品。
玉器制作
玉器多用于古代贵族阶层的佩饰和祭祀礼器，其制作精巧，向为君子所爱。宋国的玉器制作秉承了殷人的传统，专门从事玉器雕琢的工匠称“玉人”。玉之精美者堪称宝器，史载“周有砥，宋有结绿。”结绿即美玉名。
春秋战国的玉石雕刻向精雕细刻方向发展，神秘色彩减弱，形式多样，造型矫健自如。宋国有专门从事雕琢玉器的工匠，雕刻技术高超。如据《列子·说符》载：有位宋人用玉为其国君做构树叶，做成后的树叶，枝茎筋脉之肥瘦、毫毛尖端之颜色、叶体光泽与亮度，放在真的楮树叶中都难分辨。在宋国，玉器雕刻制作是一项很普遍的工艺。史书记载中多次涉及与玉有关的宋人和宋事，宋国的象牙雕刻也很出名。
商业
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地处中原，地势平坦，水道纵横，行车驶舟方便，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宋民承继了先祖“殷人重贾”的经商传统，再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宋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是比较发达的。商业发展的表现如下：
商业城市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和工商业的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城市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大小城邑星散于各国。而且有些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区域商业中心
宋城
宋国首都，故城位于睢水北面，所以西汉称睢阳，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大都市。据考证，宋城和当时的韩都阳翟( 今河南禹州) 、楚都陈( 今河南淮阳) ，人口均达到了10万以上，属于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首都和封君驻地。宋城是有名的手工业中心，聚居着本地众多手工业工匠和外地商人，设有专门的贸易市场，被称之为“百工居肆”的都市，故司马迁称“睢阳亦一都会也”。
陶
古称陶，也称定陶区，即今山东定陶。春秋战国时期，陶和宋都睢阳都是地方商业都会。不仅如此，陶邑的富裕程度还要胜于睢阳，如《战国策·齐策六》记载有“富比陶卫”。此中的陶，并不是指范蠡范蠡，而是指战国时宋国的陶邑。“富比陶卫”后来演变为一个成语，形容某地或某人非常富裕。著名史学家杨宽曾说: “宋国的定陶，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可说是当时中原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范蠡就曾在这里‘三致千金’。”
彭城
春秋时期，彭城邑属于宋国。战国时期，彭城曾为宋国都城。交通的便利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彭城南贾苏州市，北贾临淄，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所谓“东有海盐之饶”，主要是指其煮盐业的发达; “章山之铜”，说明铜的冶炼和铸造业先进。彭城作为江东都会，当时也是比较繁荣的商业城市。
商业管理
春秋时期，宋、郑、卫等诸侯国的市官都称“禇师”，担任市官的人是执政者的信任之人和亲近之人。宋国在列国中征税较早，在加强商业管理的同时，宋国统治者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在由宋国主持的弭兵之会中，其盟誓就有“毋遏籴”“毋忘宾派”“毋蕴年”“毋壅利”等有利于商品正常流通的条款，这对商业的公平、公正竞争进行了规范。
文化
文化特征
仁义的淳风
宋国是商朝“三仁”之一微子的封国，微子的“仁政”思想熏染着宋人，其遗俗影响深远。所以，中原宋人的民风淳朴、善良仁义在列国中首屈一指。由于宋人生活在这样一种宽缓安定的环境中，逐渐养成了文质彬彬的性格和尚文习礼的习惯，司马迁在论及各地风俗时，曾发自内心地感叹：宋“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
“信鬼神、好祀祭”的传统
宋国承继了殷商浓厚的敬天尊神传统，统治者在总结商灭亡的教训时，总以“天弃商”“天刑商”等天命观加以警示。在天灾面前，国君的自省也是“孤实不敬，天降之灾。”不止如此，宋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都与神权有密切关系。
宋国人喜欢祭祀，《诗经》中的《商颂》就是周代宋君祭祀殷代祖先的乐歌。宋国都城内外有多处祭祀场所，如在南门外殷商时期保留下来的“毫社”、西门外的“桑林之社”、睢水旁的“次睢之社”等都很有名，多次在《左传》等史书中出现。在大灾之后或用兵之前，宋君一般都要行祭礼，以祈告神灵能够弥灾赐福。
婚制及其“厚葬”的习俗
宋国文化是殷商文化一脉相传，承其先祖旧制，宋国在婚制与丧礼上仍然保留有“内婚制”和“厚葬”的遗俗。
内外婚制
春秋时期，宋国仍保留了殷商的同姓内婚制，尤其是在国君与卿大夫阶层中仍然行此婚制，因和周礼倡导的“同姓不婚”相背离，常受到后儒的讥讽。
春秋时期，宋国君主的婚姻常常是内婚制与外婚制并存，其与外族通婚的方式，或是宋君之女已嫁给他国，或是他国诸侯嫁女于宋君。宋国与鲁、卫等国，还是世代通婚的婚姻之国。
厚葬之风
西周以来，厚葬之风渐行渐衰，随葬品大量减少，人殉的现象几乎完全消失。但是，作为商朝后裔的宋国，仍然保留着厚葬的陋俗。西周春秋之后，人殉之风渐衰；而宋仍承旧制，不仅厚葬，而且人殉，遭到各国非议。宋国之厚葬，不仅局限于国君，在卿大夫身上也有此倾向。
“愚人”文化
宋国是先秦寓言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国家，在《孟子》《列子》《庄子》《韩非子》《淮南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穀梁传》《后汉书》等书中，载有形形色色宋国“愚人”的形象，宋人几乎成为“愚人”的代名词。“拔苗助长”和“高阳应为室”的故事，反映了当事人莽撞冒失，想当然行事，违背了客观事物的规律和常理，结果适得其反,导致“苗死”和“室败”（房屋塌），最终只能自食恶果。“数齿待富”“教子私藏”“不龟手药”“适越卖冠”“狗猛酒酸”“智子疑邻”等典故，也从宋人孤陋寡闻，不能利用己之所长，不尊重客观事实，办事缺乏思考和研究等不同角度，反映了宋人之迂腐。归纳起来说，宋人之“愚”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迁腐守旧和鲁莽无知两个生活层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宋国的艺术
绘画
宋国艺术特质明显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绘画的产生和发展。春秋时期，宋国的绘画艺术闻名于诸侯，当时就有“宋画吴冶”之说，对写意状态有很高的要求。被不断重新解释的“解衣盘礴”就是其中一例。
民间技艺
先秦时期，特别是百花齐放的战国时代，民间艺术已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就宋国来说，根据史书记载，至少有两种民间技艺是很出名的，那就是踩高跷和耍“燕戏”。古代，人们将那些身怀绝技云游四方的人叫“兰子”。据记载，宋国有位走江湖卖艺的兰子，艺高胆大，不但以长木缚于腿足行走奔跑，还能在空中跳跃和舞剑，把宝剑一直保持有5把在空中飘然飞舞，就像一个轮回的光圈那样炫人耳目，宋君亦为之叹服。这一记载说明，早在公元前500多年，踩高跷已经开始流行，而且这种民间技艺很可能是由宋国人发明的。后来有位兰子能耍“燕戏”，这是当时的一种杂技，因动作轻疾如燕，故名。
音乐舞蹈
宋国是商朝后裔，商代的音乐舞蹈已很发达。宋国承袭殷商礼制，宫廷乐舞相当发达，除了《大渡》，另有《桑林》《新宫》等，都是宋国著名的宫廷乐曲。宋国的《桑林》舞是用来招待国君或其他贵宾的乐舞。古代燕礼上也经常有隆重的《诗》乐演唱和乐舞表演。
外交
宋国与周王室的关系
首先，宋国作为周的封国，必须臣服于天下共主——周王，以君臣之礼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按照周礼，各诸侯对周王室一项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定期朝觐，其目的在于明君臣之义，通上下之情。春秋以后，周王朝实力下降，周王对各诸侯的控制能力也逐渐减弱，周礼亦渐渐偏废，各诸侯国开始轻视周王朝，不把周王放在眼里。宋国国君也不再定期朝觐周天子，君臣关系趋于松弛。
其次，与其他诸侯国一起拱卫周王室，积极参加有关王室事务的盟会、征伐等重大政治、军事活动。宋国在处理周、宋关系上表现得比较主动，凡是有关周代事务的诸侯盟会，宋国都会积极参加。春秋时期，宋国还多次参与了由诸侯霸主或者强国主持的盟会。周王室和诸侯盟主非常看重盟会之举，背盟必讨。除了参与重要的盟会活动外，诸侯之于周王室还负有协同征伐、出兵勤王的义务。
最后，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随着各诸侯强国相继称雄称霸，宋国也力求摆脱周礼的羁绊。宋是以商朝遗民为主而建立的国家，周王室对始封之君微子启非常尊重，以尊贵的客人身份看待微子启。周与宋的主客关系，决定了宋在周代诸侯国中具有特殊地位，这种优越的地位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春秋以来，王室衰微，强国称雄，宋国也试图利用和周代的特殊关系以抬高自己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并尽量逃避其作为周朝封国的义务，力求摆脱周礼的束缚。按照周礼的相关制度，诸侯必须按照爵秩高低向王室缴纳相应数量的贡赋，爵位愈尊，贡赋愈重。宋国为公爵，按周制本应承担更多的贡赋和责任，但是宋国却以其“先代之后”“于周为客”的特殊身份，逃避其身为周朝封国的义务，且态度坚决、蛮横。其目的想以此摆脱周礼的羁绊，抬高自己在诸侯国中的地位，从而赢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宋国与齐、晋、楚、秦等大国的邦交关系
春秋时期，齐、晋、楚、秦等各大国先后称霸，宋国居于齐、晋、楚三大国之间，为强邻所包围，乃四战之区，兵家必争之地。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宋国，与诸侯相处时邦交活动不能完全自主，依附于强国而自保，齐兴则附齐，晋兴则附晋。春秋时期，在诸侯霸主的庇护下谋求生存和发展，成为宋国的主要外交政策。
秦国处在西方，秦穆公时独霸西戎，成为强国。秦国向东扩张，染指中原，首当其冲的是东邻晋国，而与宋国则距离很远，两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秦国一向与宋国交好。因此，春秋时期宋国与大国的邦交活动主要是在齐、晋、楚三国之间开展。春秋时期，宋国与诸称霸大国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重要的阶段：
宋桓公的时期适逢齐桓公开始称霸，宋桓公多次参加以齐为首的诸侯会盟和征伐，成为齐桓公霸业的积极伙伴。长期效命于齐，为齐国的霸业扩张奔波劳顿。
第二阶段：泓水战后至弭兵之会前依附于晋。
城濮战后，晋、宋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关系一直相当稳固，宋国不断追随晋国参加由其召集的会盟和战争，成为晋国霸业的忠实伙伴。直到弭兵之会，晋、楚双方平分霸权，宋国才顺应时局，改变对外策略，与晋国的关系有所松弛。
第三阶段：弭兵之会后依附于晋、楚。
弭兵之会后宋国虽然同时臣服于晋、楚两大国，但实际上宋、晋两国的邦交关系仍然明显较宋、楚两国密切。宋、晋两国的邦交关系一直比较稳固，中间没有分分合合。宋国从城濮之战战后附晋直至春秋末期，都是晋国的忠实追随者，故公元前502年赵鞅对晋定公说：“诸侯唯宋事晋。”
宋国因受周边环境和国力所限，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邦交策略，只能根据自身实力和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摇摆于各大强国之间，因而形成了阶段性变化的邦交特点。宋国即便是在受霸主强国控制的时候，也在积极寻找契机，打造外围环境，寻求独立外交空间，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政治联姻处理邦交事务，是宋国谋求扩大邦交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宋国与卫国就是世代通婚。宋国和鲁国也是缔结婚姻的兄弟之国。这种政治联姻，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宋国与这些诸侯国的关系，从而营造和平相处的邦交环境。
宋国与鲁、郑等重要侯国的邦交关系
鲁国和郑国均为西周初年重要的封国，前者是姬发弟弟周公旦的封地，后者为周厉王少子、姬静庶弟齐桓公友的封国，宋国与鲁、郑之交，是春秋时期宋国邦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国与鲁国的邦交关系
春秋时期，宋、鲁关系大致以公元前667年齐国主持的第二次“幽之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幽之会”前，宋、鲁两国关系不太稳定，双方因各自利益所需，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幽之会”后，齐桓公确立霸权，宋、鲁两国俱服于齐，其后直至春秋末期，宋、鲁两国保持了长久的、和平友好的邦交关系。
宋国与郑国的邦交关系
郑国与宋国最初并不接壤，至春秋之末，宋、郑之间还有隙地六邑，两国均不占有，但两国同处中原，春秋之初，均为中原大国，后来亦有过一时强盛，在霸权迭起的春秋时代，都有过争当霸主的愿望，故两国的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两国虽然也有过和平相处的时候，但总的来说，冲突多于结好，战争多于和平，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小们有成争反生。两国邦交夫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庄公十六年，即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678年齐国主持第一次“幽之会”，在春秋之初的这四五十年间，是宋郑两国的争霸时期。
第二阶段：从鲁庄公十六年至鲁文公十七年，即从公元前678年第一次“幽之会”到公元前610年晋、卫、陈、郑四国联合伐宋，在这六七十年间，宋、郑两国基本上无战事，处于和平相处时期。
第三阶段：从鲁文公十七年到鲁襄公十一年，即从公元前610年郑与晋、卫、陈联合伐宋到公元前562年萧鱼之会，在这50年间，宋、郑两国再燃战火，战争之频繁甚于春秋初年。
第四阶段：自鲁襄公十一年至鲁定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62年萧鱼之会到公元前495年郑国又一次伐宋，这六七十年间，宋、郑依附于晋、楚，很少有战事发生，这是春秋时期两国邦交历史上的第二个和平时期。
第五阶段：从鲁定公十五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即从公元前495年郑罕达帅师伐宋到公元前468年，在春秋末世的这二三十年间，宋、郑再起争端。
历史名人
世系
参考资料
叔梁纥.中国知网.2024-01-25
二十四孝图文碑.三晉石刻大全-長治市長治縣卷.2023-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