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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

白莲教

白莲教是中国古代民间教派，南宋时期由修士茅子元创建，其创教源头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佛僧慧远创立的白莲社。

白莲教的教义受到佛教净土宗的影响，同时也和摩尼教有着一定的联系，教徒禁葱姜等辛辣食物，禁杀生。白莲教信奉无生老母，认为无生老母是宇宙的创造者和救世主，同时，受到佛教影响，白莲教也信奉弥勒佛，宣扬弥勒佛降世代表了未来。宝卷是白莲教及其分支编制的宗教经典，其中《五部六册》是最早的宝卷。

白莲教对中国宗教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衍生出了众多分支，如罗教、天理教、黄天教等支派。同时，白莲教和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如元末农民起义运动、清爱新觉罗·颙琰年间农民起义运动。因和农民起义运动的联系，白莲教遭受到了官府镇压，成为了秘密教派。

名称释义

白莲花作为一种象征。美丽的白莲花漂浮于水面上，象征着信仰者纯洁的本性；莲花植根于水底淤泥，象征着它与世俗社会的联系。有着净土信仰的信徒们相信，他们在西方会乘着白莲重生，因此，信仰净土的寺院多被冠以白莲之名。

而“白莲社”一名，也来自“修炼净土”，先有白莲社，后有白莲池、白莲亭，据北宋陈舜俞著《庐山记卷第一》记载：

东晋时，净土宗始祖慧远在江西庐山邀集十八高贤，于东林寺结社念佛，立誓死后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还凿池种植白莲花，将念佛之地取名为白莲社。名士陶渊明、谢灵运亦时来游玩酬唱，东林寺遂成为僧俗雅集之地。爱新觉罗·旻宁十八年（1838），宝光寺方丈妙胜禅师仿效慧远这段故事，在寺后紫霞山西侧凿池种白莲花，建白莲社。诗僧含澈有诗纪之：“白云一坞屋之间，拜佛逃禅傍紫山；又在远公莲社外，招他陶谢喜欢颜。”

清同治二年（1863），妙胜禅师的弟子自信禅师见白莲社地方太小，便改建白莲社于极乐堂后。这是一座环境清幽的四合庭院，正中为念佛堂，堂前有一莲花状的水池，池中长满白色的子午莲。此花淡雅馨香，惹人喜爱。在莲池栏杆外，经常围满游人，他们将金属币一枚一枚地投在池中，沉底了唉声叹息，浮起了兴高采烈，那是因为“浮起”和“福气”谐音的关系。

诞生背景

宗教背景

东晋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佛教“世事无常”“一切皆苦”的教义得到了广泛认同。高僧慧远吸收了禅宗思想，联合当时许多社会精英，组建了民间宗教社团白莲社。慧远的白莲社理想追求“来世永生净土”，并认为通过反复念诵接引佛佛名，就可以使自己往生净土或西方极乐世界。

历史背景

到了宋代，由于土地私有合法化，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大量小有产者农民的土地被大地主吞并，又加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遂导致大量脱离土地的无产者出现，加之战争导致的边境人群迁徙，人口流动异常频繁，社会很不稳定。同时，新的生产关系悄然萌动，城市雇佣工人已经成为较大群体，市民经济非常发达。而宋代正处于儒学式微的大背景下，又尤其推行能为赵家统治服务的佛教与道教，给佛道以各种优惠的政策，对所有的宗教一般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

社会的不稳定、传统思想被商品经济发展下新观念的冲击、官方主流统治思想的缺乏，这导致了宋朝人民的信仰危机，使其对宗教的依赖性加强，各阶层人民都开始广泛参与宗教活动。对于非宗教精英人士，慧远理想下，通过反复念诵佛号以往生极乐世界，通过个人努力以拯救灵魂的宗教实践，更能被来自各个阶层受过不同教育的人群广泛接受。这种直接与神建立个人联系的宗教理念，使宗教家变得多余，让在家居士组成的宗教社团成为了可能。

在正统、官方的，以大型寺院为主体，其下属僧人为领导的宗教活动中，俗家居士相对低下的地位与严肃的宗教态度，或许并不能让参与的小有产者感到自在和满意。在寺院设立与组织的定期集会外，各类由小有产者组成的民间居士团体也兴起了，其中特定的居士团体在名号和姓名中使用具有宗教意义的字号。他们会选择小型寺庵作为活动基地，保留自己俗世社会关系的同时发挥宗教功能，行使僧人的部分职能，以此积累宗教功德。这一举措冲击着官府的控制，破坏了宗教精英在宗教事务上的垄断。

人物

茅子元

茅子元，号万事休，法名慈照，江苏昆山人。原为僧人，后还俗，绍兴年间创立佛教净土宗支派白莲宗，著有《莲宗晨朝忏仪》《净土十门告诫》《弥陀节要》《西行集》《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等。

茅子元自幼父母早亡，十九岁在吴郡延祥寺出家为僧，初从天台宗净梵，习止观禅法。南宋绍兴年间，在平江淀山湖（今青浦区西）建白莲忏堂，自称白莲导师，以修净业，又模仿天台宗学说作《圆融四土》、《晨朝礼忏文》，创建净土宗系的新教门，称“白莲宗”。教徒称茅子元为茅阇黎、茅上师，其徒号“白莲菜人”，皆是俗家弟子，可娶妻生子，“愚夫愚妇转相证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白莲宗后来遭到官方禁止，以“食菜事魔”的罪名将茅子元被发配到江州（今江西九江）。茅子元到江州后，仍秘密传教。绍兴三年（1133年），茅子元被赦还。乾道二年（1166年）皇帝在德寿殿召见他，演说净土法门，并赐“劝修净业莲宗导师慈照宗主”的称号。

普度

普度和尚(? 一1330 年)，丹阳人，俗姓蒋，自幼资性敏锐，厌离俗缘，弱冠出家，历叩诸方长老之门，后住庐山东林寺善法堂，专修念佛三昧，著有《庐山莲宗宝鉴》十卷。

普度复教

普度对白莲教最大的贡献，是在白莲教遭禁后，奔走于国师、太子及公卿间，上书言事，力图复教。

普度于至大元年五月禁教后半年抵大都，通过国师毗奈耶室利，向皇太子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献上《庐山莲宗宝鉴》，得到称许，“敬奉令旨,教刊板印行者”。但白莲教仍未恩准复教。至大三年(1310 年)正月，普度向武宗上万言书，证明白莲教三饭五戒合于儒家之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合于五常：仁、义、礼、智、信。指示莲宗渊流，乃及宋、元两代帝王钦旨护教。赵构御书“莲社”，光显其教“于圣明盛世，庐山本宗东林寺钦奉先皇帝圣旨，赐善法堂护持念佛宗教。”同时向武宗指陈：宣政院奏赐“前住持祖间长老白莲宗主通慧大师,护持圣旨,宠锡非常”的事实。凡此种种都是向皇帝表明白莲教之教化“为让为慈、为忠为、为廉为仁”，可去恶行善，省其刑狱，使统治者“坐致太平”。普度的《上白莲宗书》在武宗时代没起到作用，皆因朝臣，特别是监察御史张养浩力主禁教。其持论主要是：僧尼发展过滥，意政害民，而白莲教道人皆有妻室，且大逆不道。至大四年(1311 年)武宗宾天，仁宗继位，白莲教才又恢复了合法传教的权力。

演变

白莲社

早在隋唐时期，佛教净土宗的“弥勒佛论”就在民间流传，成为当时人民反抗统治的思想武器。自此直至清代末年，“弥勒佛当有天下”等言论也已然成为动员、联合和组织人民参加起义的响亮口号。

佛教所说的净土，是指没有“五浊”（劫浊、眼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污染的西方极乐。净土宗认为，只要诚心念诵“接引佛”尊号，便可修行，来生去往西方极乐，所以自中唐开始，净土宗就广为流传。

慧远是晋朝时期庐山东林寺高僧，他曾邀集僧俗十八人，共建白莲社。慧远博学多闻，精通儒家六经和老庄之说，颇有名声。后有仿白莲社面结社者,称为白莲会。《词林典腋·莲花》中说:“戴尽沧洲之饰，还依白社之禅。”其中“白社”指的就是白莲社。

白莲宗

南宋绍兴年间，茅子元在苏州古城(今苏州昆山)创立了白莲宗。白莲宗仍以皈依净土为宗旨，进一步契合了民众口味，满足了他们的信仰需求。他宣称“弥陀是众生本性，净土在众生心中”。只要“信愿”，即便“不修禅”，死后也能够往生净土。白莲宗不但有出家弘法的僧人，还允许在家修行，允许有妻室，允许在家弟子吸纳门徒、宣传教法、化绿建佛堂,这样使形成了僧、俗两个传法系统。

茅子元创立白莲宗，是为广传佛法，不杀生、不饮酒，严守护生之戒，不为秘传邪术，更谈不上造反作乱。然而，白莲宗的教义和组织形式却为其向白莲教演变做了铺垫：其教义中的弥陀净土信仰，为生活在苦难中的底层民众绘制了一幅理想的“彼岸”社会图景；其修行法门方便易行，没有一般佛门宗派那样的繁文节；其组织形式以“忏堂”为主，拜佛之处易于聚众。

白莲宗创立之后盛行于南方,但由于出家侣众对在家俗众没有强制约束力,对冒称白莲道人触犯刑法者,亦无从管制,又混杂民间信仰,因而日久渐生风俗坏乱之弊。因此常被官方取缔,茅子元本人也普被宋廷流放到九江。

白莲宗几经沉浮，仍有较大发展，尤其是在元代，得益于朝廷宽松的宗教政策，白莲忏堂大量出现，信徒众多，“历千年而其教弥盛，礼佛之屋遍天下”。

信徒虽众，但却由于结构松散，白莲宗并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宗教组织。而且，在元朝政府的残酷统治下，白莲宗内部因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产生了严重分化一一上层信众以正宗流裔自居，严格遵守茅子元时期的教义，在政治上与官府合作，身社会上流；更庞大的下层信众身受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遂走上了隐秘化、反政府的道路，使得白莲宗演变为白莲教，并最终成为明清邪教、异端的根脉。

发展历程

南宋

早期的白莲教主张念佛持戒来祈愿来世能进入西方极乐净土，其教义与净土宗大致相同。在以前的净土结社中，参加者只是松弛的社友关系，并且社之间不相属。茅子元改为师相授，宗门相属。他在昆山淀山湖修建了一个白莲教忏悔堂，自称为导师，坐在台上受众人相拜。他还规定弟子以“普觉妙道”四个大字命名，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教派。

在白莲教产生之初曾遭到官方禁止，茅子元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但因教义浅显、修行简便而得以传播。到南宋后期，虽仍被一些地方官府和以正统自居的佛教僧侣视为“事魔邪党”，但已到处有人传习，甚至远播到蒙古统治下的北方。

元代

元代由白莲道人组成的堂庵遍布南北各地，聚徒多者千百，少者数十，规模堪与佛寺道观相比。堂庵供奉接引佛、观世音、大势至（合称弥陀三圣）等佛像，上为皇家祝福祈寿，下为地方主办佛事，也有一些修路筑桥之类的善举。堂庵多拥有田地资产，主持者往往父死子继，世代相传，堂庵的财产实际上是主持者世传的家产。有些头面道人勾通官府，交结豪强，成为地方一霸。

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到元代时白莲教的组织和教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戒律松懈，宗派林立。元代的白莲教徒已改称白莲道人，分布广而散，大都依托某个白莲教忏堂进行宗教活动。在元代，白莲教忏悔堂不仅祈愿世家子弟和权贵平安，还多行善事，兼顾公共事务。多数白莲教徒仍以念佛为要务，以归西方净土为宗旨。然而有的教徒夜聚明散，集众滋事，间或武装反抗元廷统治。一些白莲道人通过传教敛钱，很多白莲教忏堂成为祖业代代相传，从而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信仰上都构成了一种隐藏在元朝社会下层的强大的异己力量。至大元年(1308)，朝廷忌白莲教势力过大，下令禁止。高丽仁宗即位(1311)后，曾恢复合法地位。但十年后英宗即位，活动又遭限制。因此，许多地方的白莲教组织对官府抱敌对态度。加之其信徒以下层群众居多，故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白莲教组织成为率先反元的力量。红巾起义领导人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佛下生的谎言煽动人民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

明代

明初明令禁止白莲教。洪武至永乐年间，四川省、湖北、江西省、山东省周边地区发生了多次白莲教徒武装起义。甚至有人建号称帝，最终都被镇压。

明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名目繁多，有金禅、无为、龙华、悟空、还源、圆顿、弘阳、弥勒、净空、大成、三阳、混源、闻香、罗道等数十种，有的一教数名。它们各不相属，教义颇多歧异，组织、仪轨和活动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或多或少地带有白莲教的印记。

由于派系众多，信奉的神祇极为繁杂，有天宫的玉皇大帝、地狱的阎王爷、人间的圣贤等等；而最受崇奉的仍是弥勒佛。自正德年间，就有无生老母崇拜之说，所谓“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生辰八字真言。相传，无生老母是天上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拯救凡间的儿女，度化让他们返回天界（真空家乡）。各教派撰有自己的经卷，称为宝卷，常对信徒宣讲。内容庞杂，但从中也可看到儒、释、道三家对它们的影响。

明朝时，白莲教派系，各派系内实行宗法统治，等级森严、秩序井然，但成分复杂，对明廷的态度大相径庭。有的借助宣传宗教来敛财欺骗信徒；有的趋炎附势，靠写经卷攀附上层；有的则鼓动人民群众武装起义，如唐赛儿起义和徐鸿儒起义皆是如此。

清代

到清代时，白莲教又增设了许多分支，如老观斋、八卦教等，除已有的上代分支外，多达有百余种。与明代相比，教义更为复杂，对无当圣母的崇拜更是有增无减。乾隆后期至爱新觉罗·颙琰年间，是白莲教的鼎盛时期。它不仅活跃于北方各省，而且在东北和南方各省也得到普遍流传。直隶州石佛口王姓家族主持的大乘教在各教派中处于特殊地位，影响尤大，传播范围扩及长江中下游平原。

清初，白莲教受到反清反明的思潮冲击，各派普遍都与清政府处于敌对阵营。乾隆三十九年清水教徒王伦发动的起义、嘉庆年间收元教发动的农民起义以及李文成等为首的天理教的起义，都给清政府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就这些教派的教义而言，并不包含反封建的革命因素。爱新觉罗·旻宁以后直到近代，白莲教的活动并未消失，但其组织往往为反动阶级所利用。1949年以前在个别地区尚存的少数白莲教支派，已沦为反动会道门组织。

教义思想

教派教义的思想来源

白莲教的教义是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起来的。在这期间，它吸收了佛教、道教、摩尼教的宗教成份；承袭了南梁傅大士弥勒教，再加上宋明理学及一些儒家思想；并揉杂各种巫现方术，最终形成自己的一套宗教哲学体系。它所念的宝卷多仿照佛教经卷所写;所传授的隐语则多为道教的经咒、歌诀；同时又渗透儒家的伦理道德，及左道异端之说。这是一种既非佛教又非道教，尤非儒学的一种宗教，故为历代官府所不容，最终只能流传于社会下层。

核心教义

白莲教继承了佛教弥陀净土宗、天台宗的主要思想，以四土理论作为其宗教教理的核心。四土即然净国、有余国、果报国和常寂光四种果报土，也叫四种净土国。以念佛得西方净土（弥陀信仰）为根本信仰。在元代以后，很多白莲教徒则把弥勒下生作为最基本的信仰。教徒谨葱乳，不杀不饮酒(谨葱乳:中土佛教讲究戒辛荤，其中的辛指葱、姜、蒜等味道刺激的佐料，荤，指肉类乳类等出自动物的食料。白莲佛教的“谨葱乳”等同佛教的“戒辛荤”)。

白莲教教义认为：这个全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强大势力在激烈地争斗着，这两种势力就是明暗两派。明指的是光明，代表纯善和真理；暗指的是黑暗，代表邪恶和。在这两条不同战线势力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激烈斗争。弥勒佛出世后，光明终将打败黑暗。这就是所谓的“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虔诚的信徒崇奉“无生老母”，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无生老母先后派文殊菩萨、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在不同发展阶段，统治着这个充满智慧的世界。

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教首们宣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了。

白莲教认为现阶段（即中际），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弥勒佛最后一定要降生，光明最后一定要战胜黑暗。它主张打破现状，鼓励人斗争。这吸引了大批贫苦百姓，让他们获得灵感和启发。此外，教首们平日常常会传授经文、符咒、拳法、打坐、气功治病等法门，吸引人们追随，并借助师徒关系构建纵横联系。

神祇

白莲教的信仰基本上是围绕无生老母的创世以及三期末劫和弥勒佛的救世展开的。虽然还有燃灯和释迦二佛救世，但远不如弥勒地位显赫。

明中叶以前民间宗教所信仰的神祇是弥勒佛，而在明中叶以后则信奉无生老母。这一变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民间宗教，即白莲教的教义进一步发展。因为任何宗教都要有一位创教主，白莲教是杂各种宗教思想而形成的，也需要这样一位主宰神。弥勒源出佛门，虽然南梁傅大士利用他创立了弥勒教，而在元末的白莲教起义中又发挥了很大的号召作用，但以他为教主总有出人之下的感觉所以有必要创立一位新的至尊神。在封建社会，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体，而母亲在这一家一户的家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将人间的母爱施于神界，将会召感更多的信徒尤其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更容易受其吸引，所以会比弥勒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出现了无生老母。

无生老母

明代万历、崇祯年间，民间宗教的活动异常活跃，其中在即墨区兴起了一支宗教，因为它的创教者姓罗名清又称罗清，所以称其教为罗教，又因为这位罗祖以无极和无为的道理传徒，并在创教过程中编撰了五部经卷，后来统称“五部六册”。他在五部六册中首先提出了“无生父母”的说法，“单念四字，接引佛。念得慢了，又怕彼天上，无生父母，不得听闻”。“无生父母”，即是雅威，是不分男女老幼的人们的父亲和母亲，入清以后，在大多数的教派中，逐渐地都用“无生老母”代替了“无生父”，使她成为至上的天帝，人类的母亲。

无生老母也是人类历史上拥有众多徒众的宗教教义中唯一的一位母性造物主。在《五部六册》以后进一步阐发“无生老母”信仰的是《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卷》。相传它是圆顿教弓长所演述，其弟子李某记录整理，又经弓长校订的。《龙华经》中记载:“古佛出现安天地，无生老母立先天。”又说：“无生母，产阴阳，婴儿蛇女，起乳名，叫伏羲女妈真身。”

白莲教认为，无生老母是人类的救世主，她不仅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还要揉救人类脱离沉沦的苦海。为了拯救人类，她不断派遣如来佛祖下凡，三阳时期她所派的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是三次最主要的行动，除此以外，她还派遣弥陀、大佛、太上老君等神，下临凡，救沉沦红尘的皇胎儿女，脱离苦海。

在白莲教的教义当中，作为神祇的无生老母，形象慈爱亲切，惦念受苦受难的儿女，时刻盼望与儿女们团圆相聚。在《销大乘宝卷》的《大萨品》中有一段无生老母见到儿女时的欢乐描写，“明心见性读妙法，归家无牵挂。凭意得纵横，参透玄妙法，普度婴儿归家罢。归家了道长生续，坐在莲花蕊，金光围护绕，接引还原位，婴儿见娘笑微微。老母见了心欢喜，今日团圆会，得上菩堤路，赴在龙华会，婴儿闯在娘怀里。九品莲台端然坐，纵横又洒乐，普放大光明，一去登极乐，要儿见娘笑呵呵。”经卷中像这类流露她对人们的关怀以及人们对她的向往吸引的文字很多。

按照白莲教一般的说法，凡入教的信徒都是无生老母的受难儿女，都会得到无生老母的爱护。在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下，他们的生活十分痛苦，尤其是在天灾或战乱面前，当听到这样的说教或读到这样的经文，就如同听到母亲的声音，得到慰藉和希望。没有深奥的说教，也没有严厉的斥责，而正是这样一位慈母般的形象，迎合了广大贫苦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其它下层社会劳动人民的信仰，引起他们心底的共鸣。

除此以外，无生老母还是封建社会叛逆者的护法神。在明清的秘密宗教中，每当入教都要传授，“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诀。而在发动起义时又宜称“圣母降身，刀枪不入”。

弥勒佛

关于弥勒佛的传说，最早源于印度佛教。佛教中说，弥勒佛受记(预言)将继承释迦佛位为未来佛(“当佛”)的菩萨。佛教传入华夏以后，这一思想自然也带进了中国。自南朝傅大士创立弥勒教、弥勒降世的思想即与中国的民间宗教亦即白莲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弥勒的降世代表未来，是经历了末劫之后的理想世界。

元末的红巾军起义分南北派，南方白莲教教主彭莹玉起义前宜称“弥勒佛下生”，起义后在天完政权里设立以总领百官的“莲台省”。北方白莲教主韩山童继承其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感众”的宗教仪式，于起义前提出“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的宗教预言。由此可见，南北白莲教所提出的“弥勒佛”“明王”“台”等教义，主要来源于明教与弥勒教“白”与“弥勒”“教”相的痕迹可上到南。如赵扩年间李谦任台州市知府时，鉴于明教势盛，信者累累，特撰《戒事魔十诗》，刻石流布，以作劝诫。其中一首说：“萱草引透白莲池，此语欺人亦自欺，何以田桑家五亩，鸡豚犬系勿违时”。诗为诫“事魔”（明教）而语涉“白莲池”（白莲教），可知二教已互为吸取，难分彼此。另外《佛祖统纪》有明教斋会“以修念佛为名”的记载，亦是明教勒教相杂的例子。所以我们说元代以后的白莲教，其教义中大量地含有弥勒教、摩尼教的成份。另外，明使下凡即“明王出世”亦即“弥勒转生”，同时也是明清时期白莲教教义中的“白阳”。

宗派

罗教

罗教，又称无为教、大乘教，中国明清两代流行的民间宗教，明代中期由罗清创立，以《苦功悟道卷》等“五部六册”为主要经书，主张寻求人心本性的觉悟，反对外在的宗教仪式或造像，适合在家修行，信众以运河水手为主要基础，会堂遍布大江南北，各自为政，信徒诵经、茹素，作风平和。在民间，罗清被称为“罗祖”，地位崇高。罗教也常被民众视为佛教的一支，信徒众多，分成多个派系，往往与白莲教并称，在山东省一度威胁正统佛教的地位，在清代多次受官府取缔，被指斥为邪教，支派流衍成长生教、青莲教、真空教、斋教、一贯道等多个教派。

天理教

天理教，清朝的秘密宗教，又叫天地教、白阳教、荣华会，为白莲教支派八卦教的一派。天理教融合了罗教，祖溯罗清，信奉老母娘娘、太阳星君（崇祯），流行于黄河以北。

爱新觉罗·颙琰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领导人林清和李文成以反清复明为名率领教众起事。林清乘着嘉庆帝在热河进行木兰秋狝时，与宦官里应外合，攻击紫禁城，率领200名教徒攻入东华门、西华门，攻击皇宫中枢，史称“癸酉之变”。事件发生时。时为皇子的爱新觉罗·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取出宫中封禁的火枪，在城楼上击毙两人，并指挥部队抵御，林清被捕。除了皇宫外，天理教也在河南、直隶、山东三省交界处起事，旋即被陕西提督杨遇春镇压。

黄天教

黄天教又称黄天道、皇天道，是明代创造的宗教，创立人为李升官，一说是李宾。李宾早年从军，失去一只眼后退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李宾建立了黄天道，在直隶宣化区、山西大同一带传教。

典籍

《五部六册》宝卷

宝卷是白莲教及其分支编制的宗教经典，其中《五部六册》是最早的宝卷。《五部六册》是由罗清撰写的罗教经典，包括《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两册）、《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其中有一部分上下两册，故称《五部六册》宝卷。

《五部六册》内容

第一部经典是《苦功悟道卷》，不分品，一卷一册，全文共八千八百六十七字。该卷具体叙述罗梦鸿十三年“昼夜不停”，刻苦参悟直到明心见性，豁然开悟，省悟无为正道的经过。又称“十八参”。

第二部经典《叹世无为卷》，不分品，一卷一册，全文共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四字。该宝卷充满了对人生和社会无穷苦难的哀叹，世上人若想逃离苦海，超脱生死，只有赶快参拜明师，加入无为教一途。

第三部经典《破邪显证钥匙卷》二十四品，上下两卷两册，全文共计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七字。“破邪显证”本是佛教经师解经释义时所用的术语。三论宗嘉祥吉藏大师有言:“论虽有三，义唯二辙，一曰显正，一日破邪。破邪则下极沉沦，显正则上弘大法。”这部宝卷是仿照佛教解经之法，破除所谓的“一切有为之法”的邪见偏执，破中有立，同时弘扬罗清独特的“无为正法”，以此作为打开通向悟道明心大门的“钥匙”，交到信徒手中。“邪法乱混杂，虚空无缝锁，不着钥匙开，生死何处躲。”

第四部经典《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二十四品，一卷一册，全文共一万三千九百五十九字。这部经与第五部经《泰山卷》，因编撰时间较晚，所以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较前三部更成熟，名称上也正式题上了“宝卷”二字。该卷着重用正面叙述的形式，对罗教教义进行全面阐发，以坚定信徒们对无极正道的信心。同时，破除一切执相修行的邪法，并点名批判了白莲教、弥勒教和玄鼓教，斥之为害人邪法，谨防轻信上当。

《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二十四品，一卷一册，全文共计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八字。这最后一部宝卷，包含了三个内容。其一是宇宙本源、世界生成。其二是“识得本来面目”，见性成佛。其三是谆谆告诚门徒，要象泰山那样坚定虔信教祖和教义，绝不动摇。

《五部六册》中的佛儒道思想

五部六册具有的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也是罗教能够在众多民间宗教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五部六册宗教思想博彩众家之长，立自己一家之言。纵观五部六册中的内容，罗教不仅吸取了大量的佛教思想，还糅合了道家的思想、儒家的思想。

佛教修行的目的是禅定生死、终止轮回、超越六道，罗教在这一点上也是如此。在宝卷里罗清用大量篇幅说明人的轮回皆是不信佛法自己造业；佛教认为一人得道，不仅自己可以出离，而且家人受益，罗教也认为出家修行是利己利他的行为，是慈悲众生、救赎苦难的一种途径；罗教除借助佛教禅宗思想以外，还吸收净土宗思想，认为弥陀净土实有，需经过念佛方能往生。

儒家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学说的宗旨，在具体的实践中来贯彻本学派的思想。儒家讲究“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为臣要忠于君，尽臣子应尽的责任为子要孝于父，尽子女应尽的孝心，否则就是不尊礼仪、大逆不道的行为。罗清身处封建社会，自然避免不了烙上封建社会的烙印，五部六册中的“忠君”、“报恩”、“行孝”、“尊师”显然都是儒家所强调的伦理纲常。

罗教的重要教义就是“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罗清在阐明自己的宗教观点时，多次借用道教思想在《五部六册》中，引用道教经典《老子五千言》就有八次之多。借用“无名天地之使，有名万物之母”和“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两句，为自己即将创造的世界新主宰找到了依据。

信徒阶层

白莲教信徒的社会成份十分广泛庞杂，他们对社会的态度各异，因而，在教内所起作用也就不同。了解白莲教的社会结构，分析白莲教徒所处的阶级、阶层，即了解他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生活经历，对进一步理解白莲教信徒的思想信仰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首先从白莲教各教派的创教祖师来看，他们的出身并不高贵，有的甚至十分贫苦，社会地位也极低下。以元、明、清时期的主要教派为例：元末白莲教北方首领韩山童是徒者的后商；南方首领彭莹玉出身贫农家庭；靠白莲教起家最后当上皇帝的朱元璋，小时候家中也很贫苦，后来作了一名游方僧；最早创立无为教的罗清，祖辈在北京密云卫古北口当兵，他三岁丧父，七岁丧母，孤苦伶仃，由叔婶抚养成人，后来他又做过运粮军人；黄天教创始人李普明，早年曾在河北省、山西省交界上当兵，据说还受过官刑，后来寻师访友，创立黄天道；天理教主林清当过药店伙计，打过更，充当衙门书吏、长随，开过茶馆、鸟铺，还行过医。

正因为这些人出身并不高贵，所以才能深入社会下层接触贫苦群众，进行传教活动。正象黄育梗在《破邪详辩》一书中所说:他们“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他们的足迹遍及广大穷乡僻壤，发动起来的也正是那些贫苦之人。

农民参加白莲教，这和白莲教“夜聚晓散”的活动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主要代表，一般是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白天劳动很忙，夜间则大多无事可干那些宗教传播者正可利用这个时间进行传教活动。而且夜间隐蔽，不易被官方察觉。这种活动方式也是与白莲教各教派的秘密性质相一致的。

另外，在明清白莲教各个支派中，由于所传播的地域不同所以参加成员的成份也有不同。如罗教，它的传教地区主要在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安微、浙江省等地区的运河沿岸，所以参加者以漕运水手居多。如到了清代官府在江浙一带查禁老官斋教的经堂时，发现其中大部分是老弱病残的水手。清嘉庆年间川楚等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其主要成份是“棚民”。所谓“棚民”，据方志记载最初是指万历年间由福建省及广东省的部分地区移入湘、赣边境罗宵山以北的水流域的农民。实际上即是一些到处漂泊的无地农民。

符号

符号传播在中国的乡土社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例如，清中期大巴山脉地区的白莲教在传播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符号，并依靠符号的凝结作用将大批教徒相互连结，加快了白莲教在民间传播的速度和效率。

口号

由于符号传播在民间更为便捷和灵活的特点，明清白莲教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多有赖于符号。与前代高度统一的口号不同的是白莲教在民间传授的口号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完整的纲领。在同被称为“白莲教”的不同教派之间所传授的口号、图标有极大的差别，甚至在同教派之间，不同的成员所诵念的口号也有差别。但是这些口号总是围绕着红阳将尽、弥勒佛救世等思想，有些字面上无意义的口号也围绕着白莲教所信奉的几位神明展开。在口号的传播上表现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这也和明清时期白莲教的组织情况相类似。不同的白莲教派之间维持着既相互分离又互有联系的关系，甚至拥有共同的文化基础，掀起了数场农民起义。

图像

在文化普及较低的农村，富有神秘色彩的图案，更具迷惑性和传播的便捷性。在一些无法用语言进行交流的场合，图像、标识是使农村教徒更清晰、方便的识别身份、传播教义的方式。例如，“太平天王印”和“坎”字印传播范围极广，木戳、木印贴和口号一起成为了白莲教徒传教的标配。除此之外还有各种隐含着各种寓意的“符”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传符一道，符上有‘贯才长’三字，是隐着‘长春观’的地名”，以其不不易辨认的符号特点为白莲教的传播蒙上了更具煽动性的神秘主义面纱。图像的传播与口号传播略有不同，除了使农村文盲能够在语言之外识别白莲教并进行传播之外，图像更多时候是为了区分身份所设，例如白布缠头等衣着标志是白莲教徒进行区分的重要标志。

白莲教与农民起义

风起云涌的民间宗教活动，构成了幅复杂而混乱的图景，从明代开始，“白莲教”这一标签被官员频繁使用在宗教性叛乱群体身上，为本身毫无任何联系的宗教团体，构建出意在阴谋颠覆社稷共同意识形态，将个别性的、特殊性的因素归为现有的普遍性的结论。

“白莲教”标签的构建，反映出了封建王朝不断激化的阶级矛盾。一方面，高强度阶级矛盾下动荡的社会中，民众会趋于参与民间信仰，并进行武装暴动以反抗剥削压迫；另一方面，傲慢的精英阶层为了解释妖术谣言的迅速传播以及宗教叛乱的发生，也不会细致地分析具体原因，而是直接阴谋论，认为某种宗教传统或宗教运动有内在的反叛特征，打上偏见。这一偏见标签在宋朝体现为摩尼教的“吃菜事魔”，在明清，则由于多方面原因选择了“白莲教”。明清用“白莲教”重新书写了历史上的白莲运动与从元末开始的农民起义史，创造了“白莲教”偏见传统。

元末农民起义

按照正史及相关史料记载，元顺帝至正十一年( 1351)，韩山童、刘福通等人领导，以白莲教为纽带，宣传“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在颖州发动了红巾军大起义。因起义军头裹红巾军，故称“红巾军”；又因其烧香聚众，亦称“香军”。1355 年刘福通在亳州市( 今安徽毫县) 拥立业已牺性的领导人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朱元璋开始尊龙凤政权为正朔，1368 年正月在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国号大明。

元末农民起义部队有很多支，仅以红巾军为号者就分为四大支:韩山童、刘福通部，郭子兴、朱元璋部，徐寿辉、陈友谅部，王权、孟海马部。这四支军队中，韩山童建立的龙凤政权，徐寿辉建立的天完政权，都是在白莲教的影响之下而建立的，其中，徐寿辉部队中起义骨干多是白莲教徒。在张士诚、方国珍领导的非红巾军的农民起义部队中，没有受到白莲教的多少影响。在韩山童部，在起义之初便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但是在白莲教影响很大的徐寿辉部，在起义发动之初，并没有白莲教信仰的弥陀净土的宗教影响，后白莲教徒邹普胜“倡妖言，谓弥勒佛下生，当为是主”，推徐寿辉为下生弥勒佛，鼓动群众造反。

韩山童、徐寿辉所领导的两支红巾军部队在红巾军起义军中占很大比重，拥立他们的群众众多，他们带领起义的群众屡抗元军，给元军以沉重的打击，为之后明王朝的建立打下基础，因此白莲教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影响深远。

清嘉庆川楚陕起义

在1796-1804年，四川-达州直隶州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由民间宗教进行动员的农民起义暴动。这场起义的导火索，在于官府对川南收元教信徒与陕西南部西天大乘教信徒的大规模逮捕。官府的搜捕查拿遭到了残存信徒的反抗，起义由此爆发，最终发展到这一广阔的交界地区。这些信徒自己并没有自主使用白莲教名号，相反，他们清楚“白莲教”标签的邪教模式化内涵，还有意公告称自己并非白莲教。

尽管本次起义不存在所谓“白莲教”的参与，本身也并非有组织的统一运动，而包含相互孤立的众多地方性斗争与冲突，官员心目中的模式化见解却改变了客观现实的形状。被捕信徒受到官员审讯，被施以酷刑，被逼着编造出所在宗教与白莲教的联系，添加出自己当场的想象与创造，以呼应官员心中的民间宗教刻板印象。同时，官员也有意修改供词，不承认起义宗教与白莲教的区别。“白莲教”彻底与反叛性的宗教阴谋、妖术联系在一起。元、明的宗教性起义，也被彻底打上了“白莲教”的标签——千年造反专业户白莲教，就此完成构建，被精英与大众广泛接受。

影响

对正统宗教的影响

白莲教因其所包含教义思想的特殊性，如对佛教思想、道教思想的汲取，对世传佛教、道教的批判，民众十分容易理解接受。于是在民间脱胎以后的立足发展壮大，对正统宗教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白莲教的繁荣兴盛促使民间宗教的蜂涌出现，这些林立的民间教派直接地间接地也都受到了影响。

白莲教对佛教的影响原因及表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对佛教不利对民间宗教有利，因此民间教派的发展影响了佛教。对晚明佛教发展概况研究表明：明朝统治者总体来说对佛教的政策是既利用又整顿。由于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正统佛教的发展受到阻碍，朱元璋曾经两次发布“佛教申明榜册”对佛教进行强化管理。这为在客观上给兴起的、盛传于下层社会的民间宗教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空间，想要信仰佛教的一些人怯于佛教的政策就向白莲教靠拢。同时，白莲教的修行方式又随意，行走坐卧皆可修，白莲教的经典又较之佛教经书浅显易懂，再加上白莲教的教义思想与佛教很接近，许多人就皈依了白莲教。因此一度时期出现了佛教徒皈依白莲教，诵读白莲教经书的现象。

第二，佛教发展到明朝时期，已出现了世俗化倾向，如罗清所创之罗教不仅符合下层民众的信仰心理，又恰好与明代佛教世俗化倾向相吻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正统佛教的世俗化，从而影响了佛教。

对其他民间宗教的影响

白莲教的教义思想独立完整，语义又浅显易懂，所以赢得了大量的信众，甚至一度时期，好多佛教徒、道教徒都加入到白莲教的队伍中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正统宗教，而且也对其它民间教派造成了很深的影响。

一是由白莲教直接衍生分化出来的各个支派，如罗教、天理教、无为教等。民间教派，这些民间教派在教理教义思想上，以及所信奉的教义经典或多或少渊源于白莲教。

二是受白莲教教义影响而产生的其他民间宗教，这一现象在民末以后更为普遍。这些民间宗教教义主要受罗教的吃斋念佛、崇拜无生老母、相信龙华三会、认识自身真空等教义的影响。

对农民起义的影响

民间起义中借助白莲教制造社会舆论，从而发动群众的现象普遍明显，特别是在起义前和起义初期。白莲教的教义简单明了，绝大多数虔诚的信徒一方面来自当今社会的最底层。各派内部实行家长制统治，等级森严，尊卑有序，已然成为许多农民起义的组织方式。在元末以滦州为中心，冀东及长城沿边一直是白莲教活动的地区，并从这里向全国蔓延，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反元大起义。明初永乐年间有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明末天启时期有徐鸿儒、王好贤领导的起义，后被巡抚赵彦、袁可立等镇压下去。此外还有很多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明代嘉靖年间的江南太湖流域马祖师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山西省、内蒙一带的农民起义等。到清朝乾隆在山东省一带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等。爱新觉罗·颙琰年间爆发了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前后持续了九年零四个月，在川楚陕多省进行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