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
帛书，是指中国古代在丝织品上写成的书，又名缯书、缣书、素书。
帛书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战国时较为流行。帛书与简书在春秋战国时是并行的，帛书的使用直到三国以后，才逐渐为纸书所替代。1942年9月，中国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战国楚墓曾出土一件帛书，这件文物后来流失到其他国家。1973年12月，在马王堆汉墓又出土了一批古代帛书，共有20多种，12万多字。
帛书的形式一般是把一篇文章截成一段，然后卷为一束，称作一卷，因而后来就把一篇完整的文章称为一卷。帛书发展到汉代，有专门为写书而用的绵帛，上面织有（或画有）朱色或黑色界行，是为今日稿纸的滥觞。帛书作为书籍材料，流传至今的实物非常少。已出土的帛书有楚帛书和汉帛书。许多古书已失传，但被帛书保存下来，这丰富了历史文献的内容，而帛书又可以作为校勘某些传世古籍的依据。在文字学、语文学等方面，帛书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历史沿革
帛书至迟在春秋时即已出现，战国时较为流行。帛是纸发明以前最好的书写材料，质地轻软，便于携带保管，吸收墨汁更优于竹简。但古代缣帛的价值较为昂贵，帛的产量不高。在纸发明以后，逐渐取代了缣帛抄书，但以缣帛作为绘画的材料，晋以后仍沿用不绝。《晏子春秋》记齐景公的一次谈话：“昔吾先君齐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千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墨子·明鬼》：“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又有“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孟”之言，《韩非子》也说“先王治理于竹帛”，可见帛书与简书在春秋战国时是并行的，帛书的使用直到三国以后，才逐渐为纸书所替代。
发掘出土
在中亚以及中国本土，有多处发现载有文字的缣帛。这些古代缣帛，不仅提供了不少关于各种丝帛织造的资料，更是缣帛曾作为书写材料的明证。自20世纪之初以至最近，考古学者先后在新疆南部作为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上发现多种丝绸实物，大多不载文字。但1908年马尔克·斯坦因第二次考察时，在敦煌发现视两件公元1世纪的缣帛信件，保存良好。两信发自一人，是驻山西省北部成乐地方的官员致敦煌市边关某人的信，信内抱怨通信困难。其一约9厘米见方，另一长15厘米、宽6.5厘米，插入宽6厘米至7厘米的丝质信封。两信均不落日期，但同处发现不少公元15年至56年间之物，其时纸的应用尚未普遍。
在敦煌附近，斯坦因亦曾发现一片未经染色的素帛，一面印有黑墨图章，另一面载有一行28字，文云：“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此处所述缣帛的尺寸，与古籍中所载的标准尺度相符。至于缣帛的价格以重量计算，其他布匹则以长度、厚薄及粗细为准。古任城国于公元84年建立在今山东济宁市境内，故此缣当是公元1世纪末期之物。《后汉书》谓：“顺帝时，羌虏数反。(任城王)崇辄上钱帛，佐边费。”此谦可能便是任城王当年佐边费的一部分。敦煌市文物中另有两片织造精致的素帛，其一上有深黑色梵语铭记，可证明汉代中国与印度和中亚之间有丝帛的贸易。1930年，在罗布淖尔古墓中也发现一件丝帛残片，乃公元2世纪之物，右角有10个佉卢文字可考定中国古代缣帛的标准长度为4丈。1942年9月，长沙东郊子弹库战国楚墓曾出土一件帛书，上面不仅有墨书的小楷，还有彩色绘出的各种神怪图像，可惜这件文物后来流失到国外。
这些缣帛上的零星文字，虽能证明嫌帛可以用作书写，但非真正的帛书。长篇帛书的发现当以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大量西汉早期书写的帛书。帛书分两种，一种写在通高48厘米的宽幅帛上，折叠成长方体；另一种写在通高24厘米的帛上、卷在长条形木片上。这批帛书除个别外，均无篇题，经拼复编纂，大致可以确定为26件：《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道德经》甲本、附佚书三种、《九主图》《黄帝书》和《老子》乙本、《刑德》甲、乙种、《刑德》丙种、《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木人占》《符篆》《神图》《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五十二病方》附佚书四种、《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附件书二种、《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
帛书分类
帛书主要有楚帛书和汉帛书两种。
楚帛书
楚帛书发现于长沙子弹库楚墓，1942年被盗出，存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帛书宽38.7厘米，长47厘米，文字为墨书，900余字，字体为楚国文字，图像为彩绘，帛书四周有12个神的图像，每个图像周围有题记神名，在帛书四角有植物枝叶图像。一设认为是战国时期数术性质的佚书，与古代流行的历忌之书有关。
汉帛书
汉帛书主要发现于马王堆汉墓三号汉墓，共出土了28种帛书，总字数12万多字。其抄写年代，根据同墓出土的纪年木牍以及帛书字体、避讳、内容、用语等多方面的考证、年代最早的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初，大部分抄于刘知远至刘恒初年，即公元前2世纪。其中许多是失传了一两千年的古佚书，即使有传世的本子，二者之间差异悬殊。每种帛书都有其特殊价值，这批帛书中有的没有标题，帛书整理小组按其内容拟了书名。《战国纵横家书》27章，其中16章是佚文，系对纵横家苏秦言行的记录，它可订正《史记》有关苏秦事迹之误，补充了战国时期的史实。《老子》有两部，甲本与通行本一样分章，但有的地方与今本分章不同；乙本都不分章。甲乙两本与今本对照，文字有歧异，而与今本最大的不同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相反。这两部帛书是《老子》的现存最古老的版本，使人知晓《老子》的原貌。帛书《周易》也与通行本有较大的不同。在《老子》一书的前后均有佚书，特别是《老子》乙本前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种书。根据其内容和抄写时代，考古学家唐兰认为就是《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黄帝四经》。黄老之学在战国中期已开始流行，但2000多年来黄学没有一部书流传下来，这批书的重现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艺术特征
字体
帛书有篆书、隶书两种，篆书写本的抄写时间，约在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左右，隶书写本的抄写时间，约在刘恒初年。
形式
帛书的形式一般是把一篇文章截成一段，然后卷为一束，称作一卷，因而后来就把一篇完整的文章称为一卷。帛书发展到汉代，有专门为写书而用的绵帛，上面织有(或画有)朱色或黑色界行，是为今日稿纸的滥觞。帛书的优点在于质地柔韧，可随意卷舒，便于阅读收藏；篇幅长短，可根据内容剪裁，分量也轻，便于携带。缺点是价格昂贵，不易普及，所以无法取代简牍。
书法
帛书文字排行大体整齐，间距基本相同，规范整齐之中呈现出自然恣放的特色。帛书字体扁平而稳定，均衡而对称，端正而严肃，介于篆隶之间。帛书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它为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提供了除碑帖之外的参照系统，并开启了中国书法笔法构建的序幕，为秦汉以后草、正、行等书体的相继出现埋下了伏笔。
画像
帛书画像列于文字四围，以细线勾描，并平涂色彩，制画描绘的12个神灵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帛书四周勾勒的树木，随物赋形，繁枝摇曳，刻画十分生动。
价值意义
帛书作为书籍材料，流传至今的实物非常少。已出土的帛书有楚帛书和汉帛书。许多古书已失传，但被帛书保存下来，这丰富了历史文献的内容，而帛书又可以作为校勘某些传世古籍的依据。在文字学、语文学等方面，帛书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相关文物
相关书籍
以上资料来源于：
相关事件
楚帛书的发现流传
盗掘出土
楚帛书最早被称为晚周缯书，是1942年9月左右被当时长沙市一批专事盗墓的“土夫子”盗掘出土的。当时参加盗墓的“土夫子”有任全生、漆孝忠、李光远、胡德兴等人。楚帛书被盗掘出来后，最早的收藏者是长沙东站路唐茂盛古玩店的老板唐鉴泉。蔡季襄在他们自传中说：1943年，他在从上海市逃回长沙后，花了数千元的代价，在东站路唐茂盛古玩店买到战国时代出土的缯书一幅和其他陶铜器物。然后，长沙于1944年4月沦陷，蔡季襄携带楚帛书避难至安化县。在安化城北租房住了一段时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于1944年8月份以前写了一本《晚周缯书考证》，同年在兰田付印，第一次对楚帛书的形制、文字和图像进行了研究和介绍。
被骗转手
1945年抗战胜利，蔡季襄从安化回到长沙市，因生计清淡，即于1946年携带楚帛书前往上海市，想通过上海的古董商金才记等人卖一个好价钱。但金才记出价太低，蔡季襄转而找了另一位早已认识的古董商叶三。叶三认为当时上海对帛书漆器等文物的销路不好，不愿接手。后经傅佩鹤从中牵线，与正在上海的柯强联系上了。此人曾于1934年至1937年，在长沙的长沙市雅礼中学任教，其间吕振羽蔡季襄有过交往。初次见面，柯强看到了蔡季襄所写的《晚周缯书考证》一书，如获至宝，索要了一册带回他的寓所。后在柯强的寓所里，柯强介绍说美国有红外线照相机，可以显示缯书上不清楚的文字，提高和增加缯书的价值。这样，在傅佩鹤的怂恿下，在柯强的一再要求下，蔡季襄既为了脱手卖个好价钱，又为了多解决一些文字的释清问题，答应将帛书借给柯强研究照相，结果却被柯强连哄带骗地将帛书转手带到了美国。9月，待蔡季襄再去上海市找柯强时，柯强已因其父去世赶回美国去了，从此两人亦再无缘谋面。就这样，由蔡季襄收藏的这件稀世珍宝，也就流入美国，成了他人之物。
1946年，蔡季襄在无法与柯强联络之后，曾于1947年底，拜托即将赴美求学的原长沙雅礼中学的学生吴柱存代其在美寻找柯强并索回帛书或余款。吴柱存在美确实找到了柯强，但因帛书并没有卖出，故并没有什么结果。1950年吴柱存回国，蔡季襄也因贩卖文物去广州市被拘审。几个月后蔡季襄被收录为湖南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后，从此再没有和吴柱存联系，蔡季襄本人一直到死也没有再看到帛书，也一直不清楚帛书在美的情况，也没有再收到过柯强的任何书信和余款。
民间流转
现据赛克勒美术馆所存档案中柯强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部主任普利斯特的通信和柯强从大都会博物馆提取楚帛书的文件复本所知，在1949年以前，柯强曾确实游说美国各大博物馆，希望能以高价售出，但毫无结果。后来柯强尽管把价钱压到7500美元，而且反复游说，声称无人购买，就得归还中国，或到伦敦或斯德哥尔摩去卖，但普利斯特仍无法说服大都会博物馆买下此物，只同意留供检验。这样，从1949年至1964年，楚帛书就以供检验为名寄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而由柯强同时弄往美国的其他帛书残片和存放帛书的竹笈则存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家库房里，处于一种暂时的“无主”状态。
1964年，柯强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取出席书，转售于纽约古董商戴润斋。1966年，戴润斋将从柯强手中购得的文物转售美国古董收藏家赛克勒医生，当时戴润斋本想留下那张楚帛书，后因美国著名的古董收藏家辛格博士偶然发现而大力推崇，力劝赛克勒购进此物，这样，楚帛书才归赛克勒所收藏。楚帛书虽已是赛克勒的收藏品，但从1966年至1987年，这件艺术瑰宝一直存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87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赛克勒美术馆建成后，楚帛书才连同赛克勒所藏的亚洲文物一起移存该馆，而由柯强原存放于华盛顿一家仓库的其他吊书残片和竹笈也随后由柯强一并售给了赛克勒美术馆。赛克勒生前曾多次表示，将来总有一天会把此物归还中国。他的朋友辛格博士曾预言，楚帛书也许会在赛克勒所捐助的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开馆之际归还中国。很遗憾的是，在北大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开馆之前，赛克勒就已不幸谢世，因此，赛克勒的愿望未能实现，楚帛书亦由赛克勒美术馆保存。
文物追回
1955年，蔡季襄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列席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将柯强盗骗帛书的经过作了讲述，并将当年被迫和柯强签订的契约上交给了省文化厅。同年，为核实蔡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湖南博物院派高至喜赴北京找吴存柱——当时吴存柱在北京大学任教授。高至喜没有见到吴存柱本人，但吴存柱知道高至喜的来意后，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并将1946年至1948年和蔡的通信通过校人事部交给了高至喜，表明蔡季襄所说确为实情。
1974年，蔡季襄在写给商承祚的信中表示，虽然时隔近30年，自己仍希望能打上一场跨国官司，为祖国追回楚帛书。当时柯强尚在世。1982年，高至喜（后任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才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见到了展出的楚帛书原件，并量得尺寸为高38.5厘米，宽46.2厘米。到后来高将蔡季襄所写的材料，以及当年吴存柱的证明及往来信件，一起整理好，上交给国家文物局，希望能想办法追回楚帛书，但后来没了下文。
资料考证
以任全生为首的这批盗墓人员，在解放以后多被当时的湖南省文管会，后来的湖南博物院所接收，1973年，为了同刚刚发掘的马王堆汉墓作比较，任全生等人还带着当时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的同志找到当年他们盗掘楚帛书的墓地，即长沙市东郊子弹库楚墓，对该墓进行了一次补救性的科学发掘。据《文物》1974年第2期上刊出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的简报所知：该墓形制不大，带斜坡墓道，葬具为一椁双层棺，椁室大小为长3.06米，宽1.85米，高1.33米。墓主是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随葬的器物包括鼎、敦、壶等陶器和竹木漆器、丝麻织品、玉璧帛画等。据任全生等人追忆，楚帛书就是从这个楚墓中盗掘出来的。
楚帛书流失美国重要物证首次披露
2024年年6月20日，帛书研究专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德安受委托，在青岛市向中国文物主管部门移交了曾经用于盛装子弹库楚帛书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盒盖。这个盒盖带有福格博物馆借存标签等信息，原由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保存，能够证明盒中文物自1946年9月16日起已借存于福格博物馆，是帛书在美国流转证据链的重要一环。
2024年9月10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帛书传奇》启动仪式上，首次披露了子弹库楚帛书流失到美国的重要物证之一，存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柯强档案里的一封信。这是继2024年6月20日被中国文物主管部门接收的曾经用于盛装子弹库楚帛书第二卷、第三卷盒盖之后的又一重要证据。
参考资料
古书之美 • 帛书.微信公众号.2025-01-18
【言之有“物”】世界读书日，你说的是什么?.国家文物局.2025-01-18
豆瓣9.0:《典籍里的中国》出圈，关于典籍你知道的太少.济宁市博物馆.2025-01-18
隶书系列 | 〔西汉〕马王堆《老子》甲本帛书.澎湃新闻.2025-01-18
楚帛书在异乡哭泣.新浪网.2025-01-18
央视文化节目《帛书传奇》启动，楚帛书流失美国物证首次披露.百家号.2025-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