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过民族

中国“直过民族”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特殊概念和称谓，是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经过民主改革洗礼，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多个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

直过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以云南省最多，包括独龙族、基诺族、怒、佤、德昂、布朗族、景颇族、傈僳族和部分拉、哈尼族、瑶等民族。具有社会发育程度低、生产水平低下、阶级分化不明显、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宗教文化等特点。

2019年上半年，云南宣布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三个“直过民族”实现“整族脱贫”。

族名词源

直过民族是从卡尔·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直接过渡”一词衍生而来的，其表现都是社会形态跨越发展。

历史沿革

“直接过渡”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实际以及边疆民族历史相结合的产物。1953年初，中共保山地委对以潞西三台山为中心的地区，开展了对包括德昂族、傈僳族在内的景颇族聚居区的社会调查，首次提出应以团结、生产为指针发展生产力，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意见；7月，云南省“边委”派民族学家马曜等人两次到潞西遮放西山景颇族聚居区，根据实地调查情况提出对此类地区不进行土地改革，采取多种适应民族发展实际的特殊政策和多样灵活的方式，促进本民族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1954年，云南省向中央汇报民族地区“直过区”方案，得到充分肯定。

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政府把一些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发展阶段、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认定为直过民族，期望通过党和政府实施特殊的经济、社会、干部等扶持政策，使其一步跨越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等社会发展形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国家扶持和自身努力下，直过民族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快速发展，正在逐步实现与其他民族的均衡发展。时过境迁，直过民族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历史概念，这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已经融入现代化生活。

人口

2020年统计显示，全省少数民族人口157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3.4%，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15个特有民族，16个跨境民族，8个人口较少的民族，其中有独龙族、基诺族、德昂、拉枯、布朗族、怒、景颇族、佤、傈僳族等9个民族是解放初期由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简称“直过民族”），主要聚居在13个州市、58个县市区、271个乡镇、1179个行政村，总人口234万人。

“直过民族”哈尼族是云南省少数民族中人口第二多的民族，主要分布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等地。西双版纳州的“直过民族”哈尼族占当地总人口的20%，与其他地区的哈尼族相比占比最高，经济最落后；而在西双版纳州哈尼族人口中勐腊县哈尼族最多，且都集中分布在中缅边境线上。

分布

分布区域

直过民族所居住的区域被相应划定为“民族直过区”，简称“直过区”。直过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以云南省最多，包括独龙族、基诺族、怒、佤、德昂、布朗族、景颇族、傈僳族和部分拉祜、哈尼族、瑶等民族。除云南省外，还有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西藏自治区的珞巴族，海南省的部分黎族，以及一些尚未被识别归并的民族群体也属于这个范畴。

分布环境

云南的直过民族大部分居住在边境沿线，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居住地域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社会发展迟滞性和隔离性突出、生产生活粗放、主动融入社会发展主流意愿低等特点，主要分布于保山市、丽江市、普洱市、临沧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怒江、迪庆的58个县（区）的271个乡（镇）1179个行政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直过民族的社会发展形态基本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私有制转化的低级阶段，盛行土地和生产资料为氏族公有，沿袭游耕游牧、刀耕火种、广种薄收、采集狩猎、刻木记事的生产生活方式，采用原始平均分配原则，具有社会发育程度低、生产水平低下、阶级分化不明显、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宗教文化等特点。此外，“直过区”还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民族纠纷等矛盾，中国国民党残余和境外敌对势力也不断利用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挑起事端，引起了一些极端性事件，从而构成了边疆直过民族社会形态变革的起点。

宗教信仰

原始信仰崇拜

云南省“直过民族”的宗教信仰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尤其是原始宗教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受其他民族和国外宗教势力的影响，一些“直过民族”接受人为宗教。布朗族、德昂族受傣族影响，接受了南传佛教并逐步发展为全民信仰小乘佛教的民族。其绝大多数的村寨都有自己的佛寺、佛爷和小和尚。

宗教信仰

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民族在美英传教士的影响下，先后接受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居住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大部分怒族因受藏传佛教影响，信仰喇嘛教。

语言文字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原因，“直过民族”地区许多群众还无法用普通话进行基本的沟通交流。“直过民族”群众多数生活在偏远山区或边境沿线，长期与世隔绝，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教育程度低，贫困程度极深，许多群众都说自己地区的方言，无法用普通话与外界进行基本的沟通交流。

基于云南省“直过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社会生态及民族文化，必须因地制宜，建立与其他各地区有所区别的普法宣传教育机制。而这也必然面临着特有的问题。一是云南“直过民族”地区民族受教育程度偏低，导致平均文化素质不够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掌握水平较低。二是云南“直过民族”地区法治宣传教育人才相对匮乏，再加上同时熟练掌握民族语言文字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人才不足，不利于普法宣传队伍与当地人民群众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云南省“直过民族”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字，其丰富的民族文学，完全靠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形成了丰富多样、璀璨夺目的口承文学宝库。其内容主要包括神话、故事、传说、诗歌等。

民族文化

云南“直过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这些传统节日五彩缤纷，内容形式别具一格。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节日带有共同性，尤其春节最普遍，几乎每个“直过民族”都过这一节日，只是在时间上有所不同。

发展现状

直过民族多数居住在高山深谷，长期处在封闭状态，社会发育程度低，生产生活方式粗放，市场意识、积累意识、扩大再生产意识淡薄，内生动力不足，发展能力弱，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致贫返贫风险大。因此，要在直过区最终实现脱贫攻坚行动的最终胜利，不仅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必须完成从物质扶贫向物质、精神扶贫齐步走的扶贫方式的转变，以及从保障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扶贫目标的转变，改变“直过民族”安贫乐道、故步自封的现状，引导其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摆脱思想贫困和精神贫困，不断增强群众的内生动力，以实现知贫、脱贫、防返贫，志富、智富、再致富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族群精英和民众的分化决定了其所承担的功能不同，并由此发挥着不同的内生动力驱动作用。

2014年，云南省“直过民族”聚居区建档立卡农户和贫困人口有18.73万户、66.75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28.6%，高于全省15.4个百分点，占当年云南省贫困人口总数的11.60%。根据能力贫困概念的基本内涵，把因病因残、缺技术、缺劳力、自身发展力不足、因学、因灾致贫等6种致贫因素作为能力贫困，2014年云南“直过民族”聚居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能力贫困的比重高达55.09%，其中，缺技术技能、自我发展动力不足和缺劳力是能力贫困的主要方面，比重达到42.2%。2017年末，云南省“直过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减少了18万人，但是其占云南省贫困人口总数的比重却提高了14.63%。其中“直过民族”贫困人口较集中的6个州市②的主要致贫因素中，能力贫困高达72.92%，比2014年提高了18.45个百分点；主要集中在缺技术、因病因残、缺劳力3个方面，占比达到61.76%，缺技术、因病因残的比重分别提高了10.37个百分点和10.51个百分点。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云南省贫困人口快速减少，更加集中在“直过民族”聚居区，其主要致贫因素越来越集中在能力贫困，尤其是缺技术和因病因残致贫比重较高。

参考资料

这3个“直过民族”，整族脱贫！.央广网.2023-11-17

云南“直过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难点与建议.云南网.2023-11-17